生命的困境與寫作的突圍
文學評論
作者：毛苑豪
摘 要：《蛙》中的人物和情節的發展從最初的內斂、簡潔、明淨到後來出現的虛幻和浮雜，作者並非有意的要去恢複自己所擅長的語言風格，而是作者采用的結構造成的變異，也是莫言希冀表現的生命意識關懷的必然結果。形式超出了內容所能承載的，造成了文本的斷裂和衝突。其內在的張力並非來自結構的新異，而是作者強烈的人生關懷造成的，內容上的充實和豐滿、對生命挖掘的深度挽救了《蛙》。
關鍵詞：人生；人性；《蛙》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21-0-02
莫言在小說的前麵寫道：“本書獻給：經曆過計劃生育年代和在計劃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萬萬讀者”。這部作品以“共和國六十生育史”為背景，借此反映時代變幻中人生的吊詭和人性的壓抑、變態、扭曲。
莫言說到：“一個作家、一個小說家最根本的任務並不是要用自己的小說來再現一個事件，而是借這個事件塑造一個人物”。 “事件矛盾越尖銳，對抗越激烈，越是複雜、越是敏感，人性表現得越是充分。”①莫言想為我們展示的是關於人類的基本困境這樣的大命題。莫言並非要重構曆史，而是在高壓的曆史環境下，人性在麵對不可抗拒的力量時的渺小和被命運的任意擺弄。莫言試圖改變自己的創作風格，企圖以新的麵貌來麵對讀者，作品幹淨而內斂。
但莫言依然很熱衷於形式的表現。形式的新穎似乎並沒有帶來預期的閱讀效果。作者費盡心力要創造出的形式，在帶給讀者的新異感的同時也帶來了文本的模糊感，擴大了讀者的想象的空間，增加文本的意義內涵，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意義的斷裂和不必要的浪費的可能性。
“我姑姑”
《蛙》的意義是繁複的，作品有三個方麵的向度，也就是在環境與人物之間展開的，一是“政治”向度，是官方的意識形態，為外在命運的不可抗拒的外在的力量。二是人生的向度，也就是作品中人物的複雜曲折的命運，人類對命運的順從或者是反抗。三是“生命”的向度，也就是來自人物自身時的靈魂之音，是哲學層麵上人類的不屈的探索，甚至是神學中的“罪”與“罰”。這樣解讀，我們就能看到人們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中，彼此之間的衝撞和破裂，還有那撞擊背後慘烈的火焰和碎片。
作品以“我”，作家蝌蚪，來講述“我姑姑”的故事。“我姑姑”是有著紅色血統的革命後代，身受革命先輩的光榮饋贈，她本人也曾被日軍“扣作人質”，“受盡了日本人的嚴刑拷打，威逼利誘，但堅決不動搖”，這是那一代人獨特的價值觀念，階級上的身份要大於生命本身，人在階級鬥爭中才有他的存在價值。於是帶著這個身份認同，萬心成了一個“紅色木頭”，被“投敵”的未婚夫王小倜拋棄，“我姑姑”自然要和成了階級敵人的未婚夫劃清界限，政治的話語被帶入了生活之中，帶給了萬心命運的重大轉折。萬心莫名其妙的被戴上了“通敵”的罪名，這個“紅色木頭”似乎被命運所嘲弄了一番。王小倜的日記挽救了幾乎陷入死境的萬心，急於表現自己清白的萬心，“從血泊中站立起來”之後的她，便“以火一樣熱情投入了工作”。
在計劃生育開展前，姑姑是個“送子觀音”，又是個革命的英雄形象，開展計劃生育中，身為“公社衛生院婦產科主任”的姑姑，“兼任公社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副組長”，“是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者組織者，同時也是實施者”。“當姑姑以紅色後代的政治自覺、革命激情與潑辣幹勁，奮不顧身投入鄉村計劃生育實踐，其意識深處實際將自己從事的工作，歸納進了與紅色先輩一脈相承的革命譜係，現行的計劃生育被想象建構為革命事業的曆史繼承。”此時的她是村民眼中的“土匪”惡魔，會“不得好死”。“從五十年代初期那麼一個陽光燦爛的、天真的少女，慢慢發展成那麼一個帶著三分匪氣的、粗野的、霸道的人物”，轉變背後，其實是命運的顛沛造成的，人生的複雜性才是背後的動力所在。由於采用“我”的視角，她內心的深處的所想，受到書信體第一人稱形式所束縛，我們不得而知，我們隻是猜測她在夜間被眾多的蛙圍攻後，並嫁給了郝大手，希望借此能夠贖罪。我們可以從以下的描述看姑姑的轉變過程的非理性：
姑姑一邊嚎叫，一邊奔跑，但身後那些緊緊追逼的青蛙卻難以擺脫。姑姑在奔跑中回頭觀看，那景象令她魂飛魄散：千萬隻青蛙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叫著，跳著，碰撞著，擁擠著，像一股濁流，快速地往前湧動。
姑姑始終是個堅定地革命者，她對自己的行為，從沒有發生過疑問，但是卻在遭到青蛙的襲擊後突然倒戈。敘述者在“姑姑”疑惑自己的行為前，從來沒有有效地和“姑姑”進行過交流，也沒有檢視過姑姑的內心，隻是簡單的安排了姑姑的“恐蛙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