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離散理論觀照中華漢典籍翻譯策略
語言研究
作者：包通法 王愛華
摘 要：本文在“文化離散”理論觀照下，綜合運用翻譯學、哲學、語言學等理論觀點，汲取中華“中庸”思想之養分，整合中西方語言哲學與翻譯理論，探索打破傳統二元對立的譯論的束縛的可能性及路徑。典籍翻譯中運用文化離散的翻譯策略有利於最大限度地借力他性文化，輸出本族文化，能夠為翻譯活動提供多元主體即主體間性的視角。
關鍵詞：典籍翻譯；文化離散；主體間性；語言哲學；第三狀態
作者簡介：
包通法（導師，第一作者）。
王愛華（第二作者），專業：英語語言文學，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21--02
1.典籍翻譯
1.1典籍翻譯的意義
典籍翻譯對於弘揚本民族文化、促進國際間思想與文化交流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21世紀是全世界各個國家民族交流融合的世紀，在這樣的一個全球化語境下，要保持我們漢文化的個性，就必須牢牢地抓住我們自己的語言——漢語。因為語言是形成思想的工具，沒有語言的鞏固，思維無法定型，思想通過語言而現實化。承認語言同思維的關係既非同一，也非分離，而是互相作用和影響，互相推進和製約。語言思維是人類借助語言這種工具進行思維的一種心理現象，語言思維是思維中最成熟的思維活動，語言定性人類精神世界與思維活動的最高級形式，尤其是涉及總結與反思的那部分思維。人們的人文世界與精神家園就更是依靠語言來塑造與演變的。正如洪堡特所說：一種語言代表一種世界觀。語言表征形態和民族精神息息相關，體現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和內容，詮釋客觀世界和人生社會的直覺與理性，而人們則利用這種語言範式塑造和演繹世界、塑造和發展自身、演繹和創造人文世界（包通法，2008）。
1.2典籍翻譯的現狀
近年來國學熱日益升溫，典籍翻譯備受關注。然而翻譯活動是一個涉及多種文本以內和以外要素的語言和社會行為，是極其複雜的動態過程，典籍翻譯尤是如此，其間涉及的眾多因素構成了一個又一個貌似不可調和的矛盾，由於長期囿於諸如形與神、直譯與意譯、忠實與叛逆、歸化與異化等種種經驗主義的、二元對立的認識樣式中，典籍翻譯研究的發展似乎遇到了瓶頸。翻譯實踐“依據西方哲學範疇和問題框架，裁剪中國傳統典籍的狀況，常常是在所謂的忠實原著、等值歸化口號下大行其道，從而導致中國的傳統深邃的哲學思辨被閹割、歪曲”（鄭家棟 2003：327）“在跨語際轉換中，人們以西方中心的翻譯理念和實踐翻譯漢典籍哲學、倫理思想的語言表征形態以及語言過載的哲學術語，采用削足適履的實踐方法論，將漢文化群體幾千年形成的對宇宙、社會和人格美學的認知納入到了西文的哲學和倫理範疇之中。”（包通法 2008）
2.主體間性與視域融合
既然一個民族的認識與哲學標識與它的語言是這樣一種互為關係，那麼通過語言實現民族間的精神與思想的深度交流又何以可能呢？這種交流又何以不成為一種雞同鴨講的徒勞呢？從我們的生活經驗來說，巴別塔式的混亂既是一種誇大的事實，我們無時無刻不在交流，無論是語內的還是語際的。即使是建了半截的通天塔也是主體間交流可能性的彰顯，這種可能性的基礎就是主體間性。主體間性最初由拉康提出，他認為主體是由“他者”界定的，“我於我不在這處思”，這個我不在這處便是“他者”，標識著主體間性。現象學大師胡塞爾在先驗主體論的框架內提出把“意向性”構造作為知識的根源，並且是人類的“統覺”、“移情”等能力使個體認識具有普遍性。海德格爾在對之接受批判的基礎上建立了本體論的主體間性，研究認識何以可能等問題，他指出人與客觀世界的同一性，並不是主客二元對立關係，而是主體間的交往理解合作關係。哈貝馬斯進一步從語言合作交往角度界定主體間性，期望在普通語用學框架中建立合理的合作交往模式，以實現理解與溝通。伽達默爾則幹脆認為，合理共通的語言交流就是實踐理性和經驗世界。間性視角是一種水平視角，典籍還涉及曆時的理解問題。伽達默爾主張將理解的主觀性置於傳統中，因為任何一個理解者都不可避免地處於傳統中，正是傳統將理解與理解對方聯係在一起。作者的意圖、文本的意義、讀者的期待能否與譯者的理解形成和諧的關係直接影響翻譯的任務能否完成。所謂視域融合，指解釋者的曆史理解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觀公正的，他對過去的理解總是包含著對當前情況的理解。然而解釋者的視域又不是凝固不變而是動態開放的，當前的視域可以擴大到包容過去的視域，這樣便構成了一個新的更廣闊的視界。（周憲 1997：251）如此主體間性與視域融合理論便在形而上的哲學層麵照亮了典籍翻譯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