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來》：悲劇的反悲劇敘事
博士論壇
作者：王俠
【作者簡介】
王 俠，女，安徽阜陽人，西南大學文藝學專業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電影史論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係201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編號：SWU1409250）的階段性成果。
憑借著與嚴歌苓合作的《金陵十三釵》的成功經驗，張藝謀再度抽取了其小說《陸犯焉識》的片段，成功地將其搬上銀幕。有了《我的父親母親》曆史積澱，《山楂樹之戀》的純情捕捉，《歸來》在對那段特定年代回瞻的視域中，完成了一段蕩氣回腸的愛情重述。“較之於現實的話語，曆史的敘事始終豐滿、凝重，充滿了細膩的層次和無限繁複的情感。”[1]親曆反右派鬥爭、文革，且有著知青體驗的張藝謀，似乎有著對那段曆史難以拂去的夢魘，《活著》中對文革所造成的鳳霞流血而死的慘烈呈現，《我的父親母親》中對父親因右派身份出走對母親所造成傷害的展示，《山楂樹之戀》中對生活在文革陰影下人物的生離死別的講述，無不是酷烈跌宕的人生悲劇的複演。同樣是對文革事件的複述，《歸來》的經典之處在於它既沒有呈現文革的苦痛歲月，也沒有指向文革後陸馮夫妻二人的苦盡甘來的生活。而是以丈夫看著失憶的妻子等待自己作為影片敘事的機製，這樣的處理方法，一方麵有意於將人物與文革那段苦痛的歲月拉開距離，呈現出溫情脈脈的生活細節，另一方麵，他又不自已地將魔咒般纏繞在自己腦海中關於文革的記憶訴諸影片，在看似消解悲劇、消解文革的創傷記憶中又將人物推向了更深一層的悲劇中。
一、悲劇與反悲劇：悲劇的溫情化表達
有人曾評論，《歸來》是反思文革的“傷痕”電影的“歸來”[2]，也有人評論“《歸來》不控訴、不撕裂，溫情回歸。”[3]兩種說法各有道理，但又不完全正確，“傷痕”與“溫情”不是對立的矛盾體，而是此消彼長，顯性與隱性的關係。影片以一種溫情化的方式，將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痛人生輕描淡寫，著意於展示溫馨浪漫的詩意化場景。
影片故事的真正展開是文革後，摘掉了右派帽子陸焉識的歸來，實體歸來，丈夫的身份卻沒有歸來，妻子馮婉瑜的期盼也沒有歸來，但他以極大的耐心和包容心使得文革濃重的陰影淡化。歸來後，本該是笑臉相迎的妻子，對他卻投以木然、冷冰的神情，為了找回妻子曾有的記憶，他想盡各種辦法，再次從火車站走出，到朋友家尋找他的照片，修琴、彈琴、將未寄出的信重新翻出來，讀給妻子聽，當他所作的這些努力都白費時，他黯然傷神， “真成了那個念信的了”的身份讓他幾近絕望，女兒的一句話提醒了他“想了那麼多辦法，不就是為了接近她能照顧她嗎？”於是他不再想著怎麼找回自己的存在，而是想方設法接近妻子，以“念信同誌”的身份照顧妻子的生活，也照顧妻子反複無常的記憶。這是在承認悲劇的立場上對悲劇進行反抗，是在以退為進。在文革時期的折磨和囚禁中，對歸來的盼望，對無可抗拒的災難的接受和承認，在悲劇中尋找點滴安慰已經成了陸焉識度過災難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在陸焉識給妻子念的信中可以充分地體現出來，念信在影片中不僅成為陸焉識接近妻子的一個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是影片對他在文革期間生存狀態的一種巧妙回視，這些信件顯示了他在困境中充滿希望與喜悅的精神狀態，在曾經本該給妻子也給自己的安慰中再次找到了緩解現實殘酷的止痛片。始終懷揣著美好的希望，始終不向悲劇低頭，但由於悲劇命運似的無可抗拒，所以又隻能在承認和接納悲劇現實的前提下，與悲劇進行迂回戰術，甚至試圖愛上悲劇本身，讓這種極無奈極可悲的愛內化為一種心理習慣，使悲劇可愛起來，溫情起來。
陸焉識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痛絲毫不亞於妻子，但是文革的陰影卻讓妻子精神恍惚，造成了永遠無法彌補的記憶缺失。這種陰影在陸焉識身上卻沒有絲毫的表現，作為一個男人和高級知識分子的擔當使得他不僅值得妻子去愛、女兒去愛，也值得讓曾經是幫凶的居委會去愛。他身上所顯示的人性魅力和無私精神輕易就驅散了文革的陰影，輕易就抹去了女兒的罪過，然後一步步照亮妻子被濃重陰影遮蔽的心靈，即使不能打開她的記憶之門，也能夠透過這扇門所有的細小孔隙，裝點她的心房。
影片中最溫情的一幕體現在陸焉識為馮婉瑜彈鋼琴的那段情節。在陸焉識撫摸久違的琴鍵、重彈過往的幸福生活之時，馮婉瑜也在琴聲中漸漸找到了記憶迷霧覆蓋的回歸之路。陸焉識借著琴聲所扇起的驅霧的清風，在妻子麵前伸出一隻指引的手，妻子也若有所悟似的牽住了這隻手，接受著小心翼翼的牽引。正在大功將要告成之時，幸福的眼淚同時從重逢的夫妻眼中流溢出來，可能幾乎所有觀眾都會誤以為陸焉識真的歸來了。但是很快馮婉瑜的眼神又開始迷茫起來，瘋魔似的退回到淩晨的迷霧和昨夜的陰影中，繼續著對5號的等待。這一道立即被掐滅的轉機之光，使得悲劇的溫情達到了近乎詩意的程度，轉瞬即逝的希望帶來了恒久的尋找最終幸福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