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背景下電視紀錄片的碎片化敘事傾向
熒屏廣角
作者：孫洪宇
【作者簡介】
孫洪宇，男，黑龍江省綏化人，內蒙古民族大學傳媒學院助教、碩士，主要從事電視藝術與技術研究。
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海報
電視是繼電影之後又一影像藝術表現形式，被稱為“第九藝術”，在敘事文本的語體上沿襲了紀錄電影的諸多法則，但又有所差異。無論從傳播平台的改變，還是敘事策略重心的遷移，或是新時期紀錄片的碎片化敘事傾向的角度關照，電視紀錄片都經曆了自身的發展曆程。
一、新媒體語境下的播出平台
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任慶泰拍攝中國第一部紀錄電影《定軍山》並成功放映，揭開了我國銀幕播出紀錄電影的篇章，在特定的曆史時期，銀幕伴隨中國人民走過了艱難的歲月。1958年，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前身）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紀錄電影在電視屏幕上保持持續播出狀態。從傳播學角度講，傳播平台的改變會對傳播內容的語體、語態造成質的改變。但是由於這一時期電視播出紀錄片的內容均來自紀錄電影，因此，紀錄片並未因播出平台的變更而其本體語言產生影響，直至80年代初期，電視紀錄片才以“電視”紀錄片的身份進入到電視大家庭中，有了別於紀錄電影的語言體係，以符合電視傳播特征的語言和敘事方式講述生活。
進入21世紀，電視受眾的視覺重心發生了兩次轉移：一次在2000年-2010年間，受眾群體將觀看電視的方式由電視機轉向計算機網絡，受眾習慣於計算機的便捷性和互動性。一次是2010年至今，電視受眾的收視習慣轉向了移動互聯媒體，開始通過平板電腦、手機等移動媒體欣賞紀錄片。在新媒體語境下，電視紀錄片出現在視頻網站、門戶網站及微信、微博上，開始進入與新媒體相融合的階段。
二、紀錄片敘事策略的嬗變
實踐證明，每次技術手段的變革，都將牽動藝術語言本體的變革。改革開放以後，紀錄片也逐步回歸到本體語言的創作軌道，敘事方式伴隨媒介語境的變革而改變，筆者以時間為軸歸納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0年前，技術手段的變革時期，電視紀錄片經曆了拍攝技術手段對文本創作產生影響甚至變革的時期，1982年，《雕塑家劉煥章》問世，在技術條件的限製下，當時無法完成同期聲的拾取，影片主要采用畫麵加解說的方式完成。畫麵和聲音僅在表現生活，而非對於生活的複現，政治思維的慣性之下，影片仍具備一定的宣講色彩。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ENG手段開始在紀錄片領域廣泛應用，使紀錄片能夠保證同期聲與畫麵的一體性，還原了生活的本真麵貌。同時，敘事結構在這一時期逐漸得到呈視，紀錄片《沙與海》中已經出現雙線敘事結構。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望長城》、《龍脊》、《三節草》的出現標誌紀錄片已經將影像敘事運用到相對成熟的階段。中國傳媒大學孫振虎教授認為該時期的獨立影像敘事開始排斥解說詞，影像成為能夠獨立完成敘事和意義表達的訊道。[1]
第二階段：2000年後，傳播媒介的變革時期。進入21世紀媒介環境發生深刻變革。來自2014年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統計：截至2012年 6 月底，我國網民數量達到6.18億人，互聯網普及率已經達到 46.8%，移動手機用戶總數達到12.16億戶，3G用戶總數達到3.79億戶，微信、微博成為網民獲取新聞信息的重要渠道。網絡媒體和移動互聯的用戶以年輕人群為主，在繁忙的現代生活中，他們承擔相對較大的生活壓力和工作壓力，進而渴望通過媒介獲得身心的放逐，因此網絡媒體和移動媒體的用戶具有極強的追求娛樂的傾向。由此，紀錄片繼電視時代後，將再一次改變自身語言結構，以適應新的傳播媒介。告別冗長的紀實美學，迎接形式美學和視覺娛樂成為當下紀錄片的書寫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