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地方戲曲文化紀錄片的傳播價值
熒屏廣角
作者：林虹宇
【作者簡介】
林虹宇，男，重慶人，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主要從事影視傳播研究。
一、傳播綜述
（一）概念界定：地方戲曲文化紀錄片
地方戲曲是我國地方傳統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作為某一地域獨特的審美形態，在當地有著廣泛的民間基礎和深刻的曆史內涵。戲曲通過何種渠道傳播對受眾產生影響？縱觀戲曲傳播史，發現傳統的戲曲傳播以舞台場域為主要陣地，隨著社會媒介形態的演進，紀錄片逐漸成為戲曲傳播的新載體之一。歐陽宏生認為：“社會價值是一部紀錄片的意義所在，也是作品的影響力所在。紀錄片是最具文化品格的電視作品。文化價值決定了紀錄片作品的生命力。”[1]本文的“地方戲曲文化紀錄片”概念，主要指地方戲以紀錄片形式傳播地方文化，其側重點在於“重曆史輕演藝”和“重價值輕紀實”。
地方戲曲文化紀錄片民間語境的涵義在新時代已經發生變化，新民間語境的形成對戲曲藝術傳統的傳播方式也是一種挑戰。新的傳播媒介不斷興起，舊的風俗習慣不斷萎縮，戲曲藝術也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傳播方式。[2]媒介、網絡發達的現代社會，地方戲曲已不再局限於木質戲台，它有著諸多傳播媒介可以選擇。所以，傳播主體最應思考的是通過哪種介質的傳播更能實現價值的傳遞，而紀錄片便有擔當此種介質的優勢。例如近年播出的《走遍中國—黃梅戲發源地之爭》和《黃梅戲》令黃梅戲為人熟知，黃梅戲獨特的戲曲文化得以廣泛傳播。
（二）紀錄片作為文化載體的正當性
文化輸出涉及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地域形象等方麵。地方文化體係是該地區群眾記憶的主體，個體的語言方式、思維習慣等難以逃避地受到體係影響，逐漸形成穩定的群體文化思維邏輯。這不僅會繼續作用於該地域，而且將作為一種更強勢的地方文化範式吸引和指導其他地區，這是進行地方文化輸出的原因。而缺乏有效的媒介傳播渠道，地方文化輸出往往是一次次的“淺顯地重構”。
如何避免文化輸出中的淺顯地重構？阿斯曼（Jan Assman）在集體記憶等概念基礎上首次提出“文化記憶”，認為文化記憶以文化體係作為記憶的主體。他將某一民族的集體記憶視為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長期積澱後的結果，並把圖書、文物、檔案、文獻等視為文化記憶的載體。”[3]大眾傳播媒介能實現讓社會群體成員之間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自然也可以成為文化記憶的傳播介質和表現形式。紀錄片能為信息輸出建立順暢的通道，實現效果更佳的地域文化傳播。紀錄片能記錄曆史、關注文化、體現精神，它所具備的優勢如內容的紀實性、敘事的連貫性都讓它脫穎而出成為文化記憶的首選載體，文化產生的吸引力或可感的整體價值觀往往能獲得異地受眾的關注和認同。
二、此類紀錄片的三個價值向度
（一）社會功效的訴求
地方戲曲文化傳播訴諸於紀錄片的形式，能夠構建公共文化體係、塑造地方文化軟實力。新世紀的中國紀錄片展示的許許多多富有地域色彩的曆史遺跡、人物、曆史掌故、民風民俗和日常生活的畫麵，啟發人們從文化傳播角度對其進行審視。這也引證了創作者們的口號——啟動觀眾的文化朝聖之旅。
近年紀錄片的炒熱和回溫令人矚目，所以更要體現其社會功效訴求：一是明確地方文化取向和認同感。文化取向和認同，是指對一個群體或文化身份的認同感，也指人們的社會歸屬感和文化歸屬感。文化認同中的文化理念、思維模式和行為規範，都體現著一定的價值取向。文化作為人類理性的象征符號，始終能夠以自身與意圖和表征物之間建立關係，以傳達、交流、溝通特定語境中符號含義。因此，文化認同的實質與核心就是共享意義或價值。二是公共文化帶動地方城市文化建設，呈現立體形象。城市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城市居民的“小家庭”居住環境的相對封閉性，使戲曲處於“邊緣化”。公共文化體係讓文化記憶的形成有了依靠和保障，有了沉澱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