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的喪失與身份的顯隱
文化藝術
作者：樊瑞凱
【作者簡介】
樊瑞凱，女，河南內黃人，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漢語國際教育碩士生，主要從事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當拉斯柯尼科夫抱住索尼婭痛哭流涕時，他明白隻有“愛”才能讓自己複活，也隻有當生活代替推理，主動放棄自己，就像陀氏所稱的那樣，自己的“罪”就能得到消解，而“罰”也才能得以執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這部小說以頗具爭議性的犯罪議題，細膩深刻的犯罪心理刻畫，引人入勝。陀氏在貌似客觀陳述案件的同時，道出主人公犯罪前後的迷頓，並從總體層麵提出了自己的“救贖”策略。策略的核心是將他人作為自己的投射，在空白和裂縫中，在故事與現實之間，在原有主體的選擇性喪失中，找尋出路，其代價是其他客體的主動退卻和失落。索尼婭、斯維裏加洛夫被神聖化，然後作為犧牲品呈上祭壇，在遮蔽了她、他作為女人或者人獨特生存體驗的同時，陀氏為其男主人公鋪就了一條通往“救贖”天堂的小路。對於拉斯柯尼科夫來說，作者的武斷專行，隻能導致其主體性的部分喪失，並不能夠使其得到真正救贖，所有的隻是心靈與現實、生活與推理的暫時和解。
一、女性的顯隱
小說“誘惑”讀者的一個方式是對於女性角色的安排，既包括對於女性文本功能的安排，也包括所謂女性日常生活的“客觀”描繪。日常“客觀”描繪主要從自身性別出發，與男主人公社會關係入手，包括母親、妹妹以及索尼婭，而索尼婭則經曆了妓女、被憐憫的對象到戀人的角色變化。從文本功能來說，女性角色的安排僅僅是出於結構安排，服務於文章發展需求。女性作為一種媒介物，存在於性、精神上的暴力以及男性想象之中，是男主人公自我對自身之愛的轉移，目的是找回失去的整體性。女性以自我身份的顯隱，完成了拉斯柯尼科夫的“救贖”，索尼婭則是女性角色的代表，自我尚未顯現，身份早已失落。
索尼婭的角色經曆了係列變化，“女兒—妓女—被憐憫的對象—愛的施予者”，角色的變化源於文本結構上的需求，根據劇情發展和拉斯柯尼科夫角色塑造的需要而實時做出調整。而整篇小說的核心角色是索尼婭作為一個妓女，拉斯柯尼科夫作為一個殺人犯，所有的一切調整都基於這個文本事實。“這時候蠟燭頭……，朦朧地照著這貧寒屋子裏的殺人犯和賣淫婦，他們兩人是如此奇怪地湊到一起……”。[1]拉斯柯尼科夫因殺人而越界，索尼婭也因賣淫而超越《舊約》所規定的‘不許奸淫’的界限，兩人是不同意義上的罪人，但都需要同等意義上的“救贖”。
如果說在遇見索尼婭之前，拉斯柯尼科夫已經有了殺死發放高利貸老太婆的打算，那索尼婭迫於家庭悲慘遭遇而把自己作為一口“礦井”的事實，作為誘因，某種程度上堅定了拉斯柯尼科夫殺人的決心。女性出賣肉體作為行動元，得以促進情節的往前推進。與其說索尼婭出賣身體是出於家庭窮困的需要，倒不如說是陀氏為了成就拉斯柯尼科夫身份的認同，“索尼婭必須讓渡自己的肉體以換取進入拉斯柯尼科夫心靈世界的契機。”[2]早年農人打死拉不動劈柴的小黃馬的記憶作為一個隱喻而存在，而索尼婭受侵害存在於事情正在發生和在人們眼裏它已成無法挽回的過去的一部分，陀氏將現在和過去並置，肉體層麵的同樣創傷使索尼婭進入拉斯柯尼科夫心靈得以實現。
肉體讓渡的同時，索尼婭被塑造成為精神上的聖者，進而被呈上祭壇。肉體上的創傷，是索尼婭勇敢地承擔起撫慰、救贖這樣一些女性的古老功能的部分前提條件。索尼婭像聖母瑪利亞一樣的存在，作為拉斯柯尼科夫“救贖”道路上的指路人，必須時時刻刻承受來自拉斯柯尼科夫的精神索取，這種索取和給予自動屏蔽了兩性之間的生理需求。文章結尾以“愛情”的名義使得拉斯柯尼科夫得到救贖，這種關係 ，實際上與“愛情”無關，是在清除了索尼婭個人喜怒哀樂個人情感的基礎上，將個人神聖化的單方麵精神給予，其結果是她作為女性獨特的生存體驗被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