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名律師上書高法稱醉駕撞死人判死刑過重》的報道中，更是片麵強調：“在主觀上，孫偉銘沒有預謀犯罪也沒有仇視社會的犯罪目的，其主觀惡性與投毒、放火、爆炸等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比，要小一些。所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孫偉銘死刑，沒有明確的法律支撐。”顯然在這裏，報道隻是片麵的陳述了孫偉銘案發生原因，去掉了無駕駛證、深度醉酒駕駛、追尾逃逸等主觀故意與惡性行為，隻留下了超速越過雙實線撞上正常行駛機動車，導致特大交通事故這一點了，是不公正、客觀的報道，對公眾造成了錯誤的導向。
（三）一審後二審前
一審死刑的判決，讓孫家走上了悲情、艱難的賠償之路。在這裏，媒體的非客觀報道和審判預設，再一次對公眾造成了誤導。同時，支持與反對孫偉銘的雙方互相展開輿論攻勢。
反對改判的一方，大肆炒作“花錢買罪”之說，並簡單將孫偉銘案與“杭州胡斌案”等醉駕案，進行簡單的類比，比較賠償款，比較犯罪嫌疑人的態度、行為。如8月16日《“醉酒駕車撞死4人一審被判死刑”後續》的報道，忽略了最至關重要的法條，兩個案件從根本上是不同的，觸犯的是不同的法條，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個是故意犯罪，一個是過失犯罪，一個法定刑最高是7年，一個法定刑最高是死刑，媒體簡單的把相似的案件進行類比，給公眾“同案不同判”的錯覺，激起了公眾的憤怒。
但更多的是同情孫家的一方，大打悲情牌，給孫偉銘、孫林披上“好人”、“善人”和“動人”的外衣，美化其“善意”、“偉大”或者受人尊重言行的民意求生的思路，試圖將孫偉銘及親屬的保命型被動賠償“塑造成”孫偉銘刑事案件的“悔罪積極”。
從2009年8月16日到2009年9月7日短短20多天裏，《華西都市報》刊載了20篇關於孫案的報道。2009年8月23日《為孫偉銘辯護 兩位女律師差點挨打》，8月28日《死傷者家屬簽字：諒解孫偉銘》，8月29日《孫父確診為膀胱癌 月底做手術》，9月2日《無法來蓉聽兒子受審孫林著急慘了》等。
在這些報道中，“孝順的兒子”、“絕症的老父”、“身懷六甲為家奔走的柔弱妹妹”、“艱難的籌款”、“拒絕諒解的家屬”就如一部八點檔的苦情大戲，在媒體的推動下，孫家從“肇事者”的位置微妙的轉為了“不容易的一家人”。受害者家屬成了貪婪的無理取鬧者，甚至在報道中出現了：“又想要錢又要命”的極端描述。
在製造輿論的同時，媒體審判浮出水麵。如在9月4日《今日二審孫偉銘被改判可能性大》、9月5日《檢方首提：孫案不宜判死刑立即執行》及《女的支持改判 男的堅持該判死刑》等報道中，媒介已逾越了自己應有的職能，過多的幹預了司法，形成了所謂的“媒介法庭”，以所謂的“民意”在對當事人進行不正當的審判。
（四）二審及之後
二審的到來並沒有給這場輿論大戰畫上句號，相反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二審當天，《華西都市報》又大版麵刊載了《今日8：30 孫偉銘案二審宣判》，《如果改判 “無期”比“死緩”可能性更大》等多篇報道。在二審結束後，孫偉銘案也沒有就此平靜，從9月9日到12月26日，《華西都市報》又對孫案進行了近10篇相關後續報道：《最高法統一醉駕案件審理裁判標準》，《醉駕奪命 南京“孫偉銘”被判無期》，《孫偉銘：想給受害者寄3張新年賀卡》等。
二、對媒體角色定位的探討
從孫偉銘的案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在案發之初，還是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二審之後，媒介對司法的影響無處不在，不管我們主觀的意願是什麼，在無處不在的輿論環境之下，無論是司法從業人員，還是普通大眾，都受其影響。這種輿論審判的形成很大原因上是由於媒體的不當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