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前線的野戰醫院規模有限，上級在1951年決定，誌願軍精神病人要回到各省去治療，但當時山東沒有精神病院，所以省委就決定要在濟寧的戴莊建一所精神病院”。八十多歲的陳微告訴《博客天下》。他曾是山東省濟寧市戴莊精神病院院長。
1951年，命令下達後，當時在山東醫學院工作的他和另外兩名同事，被派往北京大學醫學院進修。
如今，這所醫院的官網記錄著當年的簡略過程：第一批誌願軍精神病人的收治時間是1952年9月27日，共有54名傷員。從時間上推算，此時距戰爭雙方簽署《朝鮮停戰協定》還有不足1年時間。
醫院距離濟寧城區4公裏，是清代畫家戴鑒的房舍，至今任然回廊環繞、小橋流水。之後來華的德國傳教士在這裏修建起了鍾表樓和神父樓。
那些行為古怪的人陸續住進這裏。一些人悶悶不樂，孤獨地躲在牆角；另一些人則爬上兩層樓高的天主教建築，隔著鐵欄杆打打罵罵。附近的村民把這兩種病人分別稱為“文瘋子”和“武瘋子”。
現在，陳微已經記不清接收第一批誌願軍精神病人的細節，隻依稀記得，被卡車運來的他們穿著破舊的粗布軍裝，表情呆滯。
“1958年濟寧有了火車，病人一下火車，政府就派人直接用汽車接送到戴莊。”盡管當時經濟困難，地方上仍優先為誌願軍病人提供車輛。
此後，戴莊也開始收治地方上出現精神症狀的普通軍人，吃住都和從戰場回來的患者一道。盡管平時他們看起來區別不大，但在發病時，那些喊著“衝殺”和“消滅敵人”的誌願軍病人顯示出了他們的不同。
在戴莊，誌願軍病人最初所住的病區是平房，每間大概30人，中間的院子作為活動場所，一些症狀不嚴重的病人還可以出去放風。陳微說：“外麵不遠就是農村，我們經常領病人去蘆葦地散步、郊遊，飯也帶到蘆葦地吃，病人很喜歡。”
這裏的醫生“發明”了一種“工娛療法”，就是工作加娛樂，陳微說，娛樂項目包括聽音樂、學唱歌、教打球，還組織病人開運動會。病情穩定時，他們被組織起來編筐子、簍子，做草紙，還能種地、燒蜂窩煤。
在這裏，患有戰爭心理創傷的誌願軍士兵跟醫護人員關係親密，一些病人洗頭、洗腳、剪指甲都由護士完成，“大夫還給他們理發，女病人來了例假也是護士幫換衛生紙”。
主管醫院宣傳工作的王聖俠說，那些年戴莊接收的誌願軍人數已經無法統計，而一些從其他地區醫院轉來的士兵因為沒有檔案，連姓名都無法得知；另一些病人的檔案則在醫院後來幾十年的變遷中遺失。據1984年入職的醫生趙萬利回憶，1980年代末期精神病院還有七八十名誌願軍病人。
這些被送往戴莊的誌願軍士兵下落各異，一些人經過治療康複，被親人接走；無家可歸的交由原部隊所在的民政局安排，但仍有部分士兵的精神創傷至死都未能痊愈。
檔案
他隨手撿起一本士兵證，發黃的照片和紙張粘連在一起，一用力就會破碎的樣子
據鳳凰衛視報道，參加朝鮮戰爭的300萬中國誌願軍中，有近20萬人傷殘，其中包括約1000名精神病患者。60年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離世。
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醫院是當時的接收醫院之一。戰爭結束後，共有417名誌願軍精神病患者被送往這裏，最後留在醫院終老的有146人。2010年夏，記者毛劍傑前去探訪時，僅剩下75歲的蔣振娟、87歲的胡久昌和另外一位身份存疑的士兵。
他們和其他精神病人混住在一起，除了少數護士和醫生，幾乎沒有人了解他們的具體身份。
醫生、護士對他們也所知有限，除年齡外，僅知道蔣振娟家在江蘇泰州，之前是部隊的一名衛生員；胡久昌來自哪裏則是個謎，身上唯一的標簽是“誌願軍炊事兵”。
當時，胡久昌病情危重，已不能說話，“鼻孔插著氧氣管、頸窩插著營養液管”。蔣振娟情況稍好一點，但也無法與人交流，每次問到年齡，她都回答說“17歲”，為此，醫生護士們一直叫她“小蔣”。
毛劍傑對3年前的探訪細節仍曆曆在目：“窗明幾淨的病房裏，胡久昌老人當時已經肺部感染插管，臥床不起，看樣子不久於人世。蔣振娟健康狀況尚好，滿頭白發的她坐在床邊的椅子上不停地擺弄著衣角，偶爾抬起頭來，能看到她歪斜的嘴角有口水滑下，她卻全然不知……”
這些人的發病原因已難找到準確答案。毛劍傑轉述醫生們的看法說：“像蔣振娟這樣的衛生員，最有可能是見到了太多的傷員和血淋淋的場景，導致精神不堪重負。”
隨著醫院多次搬遷及醫護人員一代代更替，這群誌願軍病人的病案記錄也逐漸遺失，很多人連籍貫、部隊番號、年齡等基本信息也變得模糊不清。
他們在醫院頂樓的檔案室裏找到了一些士兵的檔案，約有100份，裝在牛皮紙袋中，靜靜躺在一個沒有完全封閉的“一抹一層灰”的紙板箱裏。部分紙袋上注明著“犧牲”或是“死亡”。另外還有十來本鮮紅封麵的軍人退役證，無法歸入任何一個檔案袋。
“撥開一看，滿滿一箱檔案卷宗：退役證明書、士兵證、病曆……隨手撿起一本士兵證，內頁都已經粘連、紙片發黃發脆，一用力就會破碎的樣子。”當時和毛劍傑同去采訪的攝影記者蔡懷光向《博客天下》回憶了3年前初次發現這個檔案箱的情景。
在他看來，這是“一處久為人忘的所在”，如果不是有意尋找，可能很長時間內都不會有人問津。“工作人員拿抹布擦了擦，雙手捏著紙箱的邊緣，來回拿了三趟。一倒，一堆證件攤在桌上，三箱倒完，眼前一座小山。”
翻開檔案袋，裏麵的材料多寡不一，大部分隻有一份軍人登記表或是退役證明，僅有個別裏麵存放有病曆，或是審查材料、詢問筆錄。
這些檔案中的老兵大多數是一線戰鬥人員。已去世的湖北籍老兵王明德隸屬12軍34師102團。12軍是上甘嶺戰役的誌願軍預備隊，34師106團則是在戰役後期接替傷亡慘重的15軍45師一部，固守了陣地28天。
幾乎所有的誌願軍老兵都會在回憶中提及，朝鮮戰爭中美軍炮火格外猛烈，敵人“像撒胡椒麵一樣扔炮彈。以前扔汽油彈也就一顆兩顆，看準了來這麼一下，那天的汽油彈扔得不斷點。在營指揮所裏看著那個山頭就像一個大火炬。整整一天燒得如同火焰山”。
一位中國醫生曾回憶過士兵遭遇汽油彈傷害後的恐怖場景：“凝固汽油中還有許多化學助燃劑，有些還加了白磷，在人體表皮燃燒後會殘留大量劇毒的化學物質，通過燒傷創麵的開放性創口進入血液，造成傷員血液中毒。燒傷麵一般呈醬紫色，或者藍黑色。燒傷及中毒的雙重傷害，使得傷員在清洗傷口發出的哀號使人感覺身在地獄。”
在一戰中，英軍將戰場中發生的應激傷害稱為“炮彈休克”，形象地說明了槍、炮、地雷等武器形成的震波、高分貝噪聲、燃燒等因素對官兵心理的影響。
那個環境裏，很多人當場就精神錯亂了，“前方有，後方也不少。一個個目光呆滯、胡言亂語，動不動就在那裏’打炮了，打炮了！’或是‘臥倒臥倒’的亂叫。那樣子，沒有人見了不發怵”。
青春
這批病人中的少數“學生兵”，沒有念完中學就直接參軍上了朝鮮戰場，從入伍到發病時間通常不超過1年半
他們花了整整一天時間清理、翻拍這批檔案，逐一閱讀篩選，“當時的主要目的是尋找更多的個案，其中我們找到了蔣振娟的士兵證，裏麵有她17歲的照片”。
正是通過這些殘存的檔案，毛劍傑知道了馬玉堂、洪朝林、吳曾規三個人的故事。
馬玉堂曾是誌願軍20軍58師174團三連副班長，“因恐戰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從後勤部抽調到一線戰鬥部隊的馬玉堂一開始就流露出強烈恐戰心理。一次高地阻擊戰時，麵對對方凶猛的炮火，他嚇得躲進了防空洞裏，結果被副排長強行拖出。自此以後，他產生了厭戰的情緒，逢人就講：“我身體不行了，但現在還沒有複員條件。”
發展到後來，他開始絕食，聲稱“班長要拿衝鋒槍打死他”、“班長說我是特務”，並反複念叨“要死，自殺”之類的字眼。一次，馬玉堂支開看護他的兩名戰友，以“身體直立、兩腳平行”的古怪姿勢從樓上跳下。
不過他的這種自殺行為並沒有引起重視，組織鑒定結果認為，馬玉堂並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過自傷的方式盡快脫離現役”。直到1955年5月，馬玉堂的“精神分裂症”才獲得確認，退役後他被送往湖州三院長期休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