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應尚《書》
青年空間
作者：鍾永聖
中華上古第一史書
在對儒家典籍的評價中，存在著《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皆史”的說法。但是隻有《春秋》和《尚書》是實實在在的“史書”。《春秋》是斷代史，孔子借其褒貶曆史人物和事件，微言大義；《尚書》是上古通史，包含政治、經濟、倫理、哲學等廣博的內容，在我心目中是“中華第一史書”，是後世史書體例的鼻祖，是先秦散文的發端，是回溯中華文明源頭之光的望口。
在中國古代，公文、公函和劄記都叫“書”，慢慢地就有“書寫曆史”的意思。《書》在先秦時代隻是叫做《書》，在漢代開始才有《尚書》的稱謂，表示“華夏上古之曆史”的意蘊，影響深遠，後世千餘年間，一直稱每一朝代的“正史”為“書”，例如《漢書》《晉書》《隋書》《舊唐書》和《新唐書》等。唐代之後，“史書”才稱名為“史”，例如《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編修前朝之史，是每一朝代都要從事的重要文化工作。
離得太遠或者太近，都看不清楚。遙遠的曆史記載，被懷疑為“傳說”。本來中華文化本身就有“口耳相傳”的傳統，傳的是真意或者真事。可是“傳說”在不靠譜的人嘴裏，或添枝加葉，或增簡刪繁，在所難免，以至於越傳越“神”，遠離了曆史的本來麵目，變成“神話”。
從後世的“史學”眼光來看，《尚書》既不是完全的“編年體”，也不是“紀傳體”，好像隻是“史料”。這是沒有對曆史追根溯源的看法。我們向上追溯曆史，唐朝有《唐書》，漢朝有《漢書》，秦朝時間短，未能形成《秦書》，那麼周朝800年，應該有《周書》；商朝600多年，應該有《商書》；夏朝400多年，應該有《夏書》。可是在我40歲以前的“中華史觀”裏，沒有這些概念！再往上，堯舜禹時期，按照我們這一代人被教育的觀念，簡直不知道該叫什麼“朝代”了。後來才知道，原來在《尚書》裏麵，不但有《夏書》《商書》和《周書》，還有《虞書》，也就是說，在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在夏朝以前，我們至少還有一個“虞朝”！可是，清末以來，我們相信了西方史學觀，虛無了中華上古史，甚至醜化和貶低了堯舜禹這些明君天子、厚德聖王！
按照目前上古、中古和近古的史學劃分，可以把《漢書》《晉書》直到《唐書》的史籍按照《尚書》的體例編輯在一起，叫做《中書》；把《宋史》之後到《清史稿》的係列史書編為《近書》，以和《尚書》對應，這樣中華曆史典籍的脈絡就更清楚了。如果不能突出包含了《周書》《商書》《夏書》和《虞書》的《尚書》的“史書地位”，將不利於中國青少年正確樹立自己國家的曆史觀念，很容易“模糊”甚至“忽略”周朝以前的曆史，導致數典忘祖和曆史虛無主義。
我們今天所說的《史記》，是從三國時期才開始的稱呼，原名叫《太史公書》，還是叫“書”！司馬遷把《虞書》以前的曆史總結為《五帝本紀》，把《夏書》《商書》《周書》的內容按照朝代順序，分別擴充為《夏本紀》《商本紀》和《周本紀》，增添了《秦本紀》，他當時身處漢朝興盛之中，還不能寫《漢本紀》，就把距離較近的幾位當政者（皇帝或者皇後）的曆史寫為本紀，成就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所以，不論“編年體”還是“紀傳體”，其實都根源於《尚書》。而且，司馬遷寫作時，還“全文引用”了《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洪範》《金》《微子》等十一個篇目。
中華文明傳承的寶貴典籍
按照漢代《緯書》記載，《尚書》原有篇目3240篇。《漢書·藝文誌》記載孔子刪為100篇。台灣商務版《尚書今注今譯》作者屈萬裏先生認為“本書曾經孔子編次，當屬事實；惟一刪書之說，恐不足信”。不過，先秦有百篇本《尚書》是不爭的事實。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所見到的29篇《尚書》是一個殘缺本，連百篇本《尚書》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更不用說比較3240篇的版本了！也就是說，有多少寶貴的中華傳統曆史寶藏，都散失於戰亂和焚書的浩劫之中了！我們自然可以想象：帝舜國號為“有虞”，而《尚書》中有《虞書》，那麼帝堯的國號為“陶唐”，原始《尚書》中有沒有《唐書》或《陶書》？帝嚳國號“高辛”，帝顓頊國號“高陽”，完整本《尚書》中有沒有《辛書》和《陽書》？黃帝的國號為“有熊”，按照“有虞”朝的曆史被記載為《虞書》的事實，《尚書》原本中會不會有《熊書》？黃帝之前有八代神農氏，會不會有《神農書》？如果說黃帝時期才有倉頡造字，不可能有“書”，那麼伏羲之卦怎麼傳下來？神農嚐百草的“科研成果”是如何被記錄和流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