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背後的中美博弈
封麵故事
作者：謝九
5月22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右一）在出席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會議時表示將維持量化寬鬆政策規模。圖為伯南克與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主席凱文·布拉迪（左一）會麵
盡管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公開承認，但是一場全球貨幣戰的確已經打響。
最先扣下貨幣戰扳機的是日本。去年底安倍晉三重新擔任日本首相後，高調推進“安倍經濟學”，促使日元快速大幅貶值，半年時間內，日元兌美元貶值幅度已經超過25%，日元兌人民幣的貶值幅度也與此接近。
對於日元的大幅貶值，眾多國際組織給予了默許甚至鼓勵的態度。無論是G20會議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於日元貶值的評價幾乎如出一轍，認為日本的政策行動是旨在製止通貨緊縮並支持國內需求。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之下，很多國家都開始了新一輪的降息大潮，僅僅在最近一個月內，已經有十幾個主要經濟體宣布降息，歐元、英鎊、澳元等主要貨幣大都在近期明顯貶值。
在全球貨幣競相貶值之際，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卻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美元和人民幣不僅沒有加入貶值的行列，反而在近期加速升值，美元指數今年持續上漲，而人民幣兌美元更是頻創新高。貨幣戰可以有很多種形式，對大多數國家而言，本幣貶值是一種常規武器，可以通過增加出口來拉動本國經濟增長，但對於美元這樣具有全球霸主地位的貨幣，在某個特定的時間突然升值，更是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元升值帶來的資本大規模流動和國際大宗商品的重新定價，這種衝擊可能遠甚於貶值帶來的出口競爭。
在這場全球貨幣戰中，日元雖然是衝在最前麵的急先鋒，但美元才是真正的主角，而在日元貶值和美元升值的雙重夾擊下，人民幣已經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
美元升值的邏輯
美元沒有加入全球貨幣的貶值浪潮中，反而逆勢走強，這其中既有市場的選擇，也有美國的戰略考慮。
在經曆了四輪量化寬鬆的刺激後，美國經濟終於顯露出複蘇的跡象，雖然就業等關鍵指標仍顯疲軟，但和歐洲、日本等其他發達經濟體比，美國經濟的表現已經算得上優秀。在全球經濟危機最糟糕的時候，美元作為一種避險貨幣為全球投資人所持有，對投資者而言更多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但隨著美國經濟持續複蘇，美元帶給投資者的不再僅僅是避險功能，更可以帶來不錯的收益，無論是美國股市還是房地產市場，都已經重新成為全球投資者追捧的熱土。截至今年3月份，美國20個主要城市的房價同比上漲了10.9%，創7年來最大漲幅，道-瓊斯指數已經創下曆史新高，而更讓人吃驚的是，房地美和房利美的股票價格在今年已經上漲了十幾倍之多。在全球投資人眼裏，持有美元，投資美國股市和房地產，已經重新變得有利可圖。
如果美國經濟複蘇的勢頭能夠繼續保持，市場預計，美聯儲未來的貨幣政策可能會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減少債券購買規模，逐步退出量化寬鬆；第二步是選擇加息，讓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在這樣的市場預期下，美元中線走強開始成為大概率事件，今年國際資本市場的一係列動蕩，包括黃金和大宗商品價格暴跌，也就不難理解。
去年美聯儲推出第四輪量化寬鬆之後，市場就已經開始預計量化寬鬆已經進入尾聲，也正是從去年底開始，美元指數拉開了反彈的序幕。按照美聯儲的設想，如果美國的失業率降至6.5%的水平，就將逐步退出量化寬鬆。美國的4月份失業率為7.5%，距離6.5%的失業率目標仍有較大距離，這意味著短期內量化寬鬆仍將繼續，沒有退出的可能。不過，從美國失業率的變動趨勢看，美國失業率最近一年多雖然始終保持在較高水平上，但基本上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從去年7月份8.3%到今年4月份的7.5%，9個月時間下降了0.8個百分點，如果按照這樣的趨勢，從現在的7.5%下降到6.5%的失業率水平，其實也並不是遙不可及。
除了市場預期美元走強外，對於現在的美國經濟而言，強勢美元比弱勢美元更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經濟的2/3靠個人消費拉動，次貸危機爆發後，樓市泡沫破滅打擊了很多人的消費能力，也進而重創了美國經濟。但是隨著次貸危機的影響逐漸消散，美國的股市創出曆史新高，樓市也出現明顯反彈，股市和樓市的上漲再度刺激了美國人的消費信心。統計數據顯示，今年5月份，美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從4月的76.4增長至84.5，創下自2007年7月以來的最高水平。長期看，隻有強勢美元而非弱勢美元才能維持美國人的消費信心。
6月6日，在美國洛杉磯的一場招聘會上，求職者填寫就業申請表
以傳統觀點看，弱勢美元的好處在於提升美國的出口競爭力，改善美國的貿易賬戶逆差。次貸危機爆發後，奧巴馬政府雖然也提出了重返製造業大國和出口倍增之類的口號，但事實上，隨著上世紀80年代日本製造業和本世紀中國製造先後崛起，美國的核心競爭力就已經轉向了金融服務業和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美國傳統製造業空心化已經持續數十年之久，即使美國出現蘋果這樣的頂尖公司，其製造環節也發生在富士康的中國內地廠區。即使中國內地出現人力成本上升，美國產業的外包車間也會選擇在東南亞和非洲等地區，而不是回流美國本土。未來美國想要爭奪國際市場的出口份額，主要還是依靠其高科技產業，以及提高服務貿易的出口水平，而不是以傳統製造業參與競爭。而與傳統產業相比，美國這些新興行業的競爭力對於彙率變動並沒有那麼敏感，所以，即使美國經濟希望改善貿易赤字，弱勢美元也不會是最佳選擇。
保持美元的強勢地位，還有助於維係美國的債務經濟模式。由於美國財政支出的剛性需求，巨大的財政缺口隻能通過發債來解決，債務模式已經成為美國經濟的安身立命之本。盡管美國一直試圖削減債務赤字，但在有限的財政收入和巨大的財政支出壓力下，美國的債務上限一再上調，目前美國的公債規模已經超過了16.4萬億美元的上限。今年初，美國國會同意將調整債務上限的期限延後至5月，但如今這一期限已經到期，在債務持續增長的背景下，預計美國將不得不再次上調債務上限，以維持政府機構的正常運轉。
在美國的債務經濟模式中，美元的強弱自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美聯儲推行大規模的量化寬鬆，雖然美國國債收益率並沒有太大波動，但由於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美元的實際購買力被稀釋，所以國債持有人還是遭受了損失。但是由於美國國債市場具有無可比擬的深度和廣度，所以資金規模龐大的國際投資者，尤其是很多主權債務基金還是無奈選擇了購買美債以避險。但在美聯儲量化寬鬆的打擊之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主權基金都開始尋求外彙儲備的多元化投資，盡量減少對美國國債的依賴，所以如果美元始終以貶值的趨勢來侵蝕投資者的利益，長期看國際投資者減少美債投資將是大勢所趨。從美國的債務經濟模式看，隻有保持美元資產的一定吸引力，而不是持續貶值，才可能維持美國的債務經濟，否則美國自身的融資能力乃至正常的經濟活動都將難以維係。
從國際競爭看，保持美元強勢還是打擊追趕者的利器，尤其是在中國經濟總量越來越接近美國的時候。現在國際上很流行的一件事就是預測中國GDP什麼時候能夠超過美國，最樂觀的預計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去年曾預計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16年超過美國，其他國際機構雖然答案各異，但大部分預測的時間表都在2020年之前。盡管這些預測的準確性並不一定可信，但是如果中國和美國按照目前各自8%和2%左右的速度增長，中國經濟超過美國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達到巔峰，在汽車、鋼鐵和電子等各個領域都對美國經濟形成強烈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在1985年主導了《廣場協議》，安排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現在的美元強勢升值，無論是陰謀還是陽謀，都可以依稀看見當年《廣場協議》的影子，無論從曆史經驗還是理論上看，美元強勢升值，對於中國經濟都將帶來巨大的衝擊。
強勢美元的連鎖反應
麵對美元的升值，人民幣采取了更為強勢的表現，今年人民幣兌美元頻創曆史新高，年內升值幅度已經接近2%，而去年全年人民幣升值幅度也僅為0.25%。
從樂觀的角度看，今年人民幣的強勢表現是中國致力於彙率市場化的努力，盡管人民幣彙率市場化是大勢所趨，也符合中國經濟自身的利益，但在周邊貨幣大幅貶值的背景下，以彙率市場化改革來解釋人民幣的升值，這樣的理由並不足以令人信服，至少在時機上不合情理。另一種可能的原因在於，由於中美兩國元首在6月會晤，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也即將在7月初召開，在此之前讓人民幣適當升值，有助於為雙方會談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從政治角度來看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不過從技術角度看，現在的人民幣並不存在大幅低估，以目前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規模來看，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在最近兩年一直保持在3%的國際公認標準線之下，隻要人民幣不通過大幅貶值來獲得國際市場的出口競爭力，中國就很難被定義為彙率操縱國，更是沒有必要通過逆勢升值來換取別國認同。
人民幣在今年的反常表現，更大的可能在於防止美元升值帶來的資本外流壓力，從別國曆史經驗教訓看，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很有可能刺破本國的資產泡沫，甚至進一步引發經濟衰退。以東南亞金融危機來看，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濟開始從巔峰下跌，由於缺乏足夠的投資機會，日本企業不願意向銀行借貸，日本銀行將大量富餘資金投向東南亞國家，尤以泰國為代表，來自日本的資金刺激了東南亞經濟快速發展。但隨著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開始出現苗頭，大量日本資金迅速從東南亞撤離，加速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