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了給闞進先取名字的前因後果，闞大爺腦子裏突然想起來一件事情：“對啊！二小子落戶口的時候，揍不見他在派出所裏了……是啊！那時候光到處找吃的了，揍沒在意這事哩……不對！那時候已經搬到廠宿舍住了，派出所那地方，沒事去那裏揍嘛……對！對！這就對上號了，揍嘛把這人忘了呢？……唉！那時候這些人就這樣，別說他就沒當上管事的大官，真到了那個位子上，咱也指望不上啊，唉……”
闞大爺想到的“他”，就是平常總是吊兒郎當的那個街坊片警。在給家裏老二落戶口之前，闞宗山仔細回憶，確實已經有好久時間，沒再遇見那個街坊民警大哥了。其實，說起這其中原因，有一個因素，就是在五九年夏秋，闞宗山一家人便搬出了街道四合院的東屋，並和許許多多那時節城市裏的國營工廠職工一樣，不單是為成為“當家做主人的工人階級”而歡歌笑舞，並且還一起住進了共產主義前夜的集體宿舍區；至於另外一因素，就不得不提及全國大步躍進以後，隨之而帶的一些社會變故。
“七級工，八級工，不如回家種溝蔥。”而今，不知道還有多少人真正記得和能明白，在這樣一句話裏，所包含的無奈、壓力以及根由和後果。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伊始，連續三年，原本以為已經“人定勝天”“改天換地”的新社會，不曾想麵對“無雨、幹風、蟲害”等自然災難，卻束手無策、一籌莫展，以至於餓殍遍地、慘不忍睹。那一時間，城市裏出現了一波又一波涉及個人和家庭的動蕩不安：起初，是政策上的硬性規定；之後，為生存而必須的抉擇；再後來，便是有人毅然決然地自己開始尋求新的出路和生活了。
多年以後在護城河東岸曬太陽時，闞宗山和唯一能聊到一塊兒的王老頭那裏，才知道了一點關於那個片警的家事。王老頭要比闞大爺大上一旬，雖然也住在大廠東區宿舍裏，他卻不是大廠的人，而是這附近一個在八十年代末就倒閉的運輸公司的一名幹部。在解放前，王老頭先是在橋頭那邊的大坡道下，靠給過路車輛拉套子過活，以後又拉過洋車，再後來就靠拉地排車，替人送貨謀生。解放後，他們拉地排車的一夥人，都進了國營運輸站。文化革命後，他還當上運輸站的副站長。改革開放後，單位公車和私營的車輛，跑成了運輸的主流，他那單位一經改製成公司後，他就退休了。現在，老王頭主要住在女兒家裏，他女婿是大廠的技術工人。王老頭對那個片警非常熟悉，他說那個人在部隊不是生活問題，而是一種不良嗜好，農村人叫“雞*”。生活困難一開始，各單位開始下放有問題人員時，那個人就被趕回了老家，以後誰也不知道是個啥結果。
說起政策規定下放的事情，闞宗山在大廠裏卻沒有多少深刻體會。但是，在那兩三年左右，廠裏麵的工友，或是自己，或是帶著一家人，卷鋪蓋離開城府的卻大有人在。在這些人中間，最讓闞宗山即揪心而且從不願意隨著別人一起議論的一個人，就是戴師傅對待他像幹兒子一樣的徒弟。
要說起來闞宗山算不上是戴師傅的門徒。一進城後，闞宗山一直像對待陳師傅一樣，遵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禮數，不管在那兒見到戴師傅，都是駐足垂首，畢恭畢敬；逢年過節，也必須上門問候。合進大廠之後，闞宗山有一段時間裏，也入鄉隨俗，見到戴師傅的麵，便直呼過“老師”，但戴師傅好像不喜歡跟著他過來的徒弟如此稱呼他，但不久戴師傅當上了副廠長，再見麵時，也就都稱呼“戴廠長”了。戴師傅的那個徒弟是河北人，而且靠近北京不遠，還是不提姓氏名字吧。當初，這個徒弟也就是十來歲時，爬火車落腳了老城府。他就在天橋附近和一幫流浪孩子，靠偷雞摸狗或賣廢品生活。據戴廠長說，有一天這孩子在戴家鐵匠鋪門前，盯著那氣錘打鐵，就呆了一大上午。戴廠長看著這孩子有靈氣，就把他留下來，在鋪裏幹雜活，以後就叫他做活計了。據說，戴師傅和他，還是磕頭拜得正式師徒。闞宗山進了戴家鐵鋪後，因為他要小闞宗山四五歲，兩個人相處的一直不十分滑膛。戴師傅當上廠長不久，他也當上了一個車間的主任。但他當車間主任，不能說都是戴廠長提拔的，他自己確實也有一些本事。他那個車間裏，當時進來一批虎頭刨床，別人總是掌握不好尺度的部件，他就能幹得很到位。不過，他有個最大的毛病，有人說他是太張狂而且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恰是這一點，在闞宗山眼裏，根本不算什麼，而且卻是讓闞宗山真正佩服他的地方。闞宗山最看不上的，是他太小心眼，特別是技術上的經驗心得，你即便當麵向他請教，他告訴你的一定不是訣竅，一準都是一點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