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桂心講到這兒便開始神經質地抖動雙腿，這與她的衣著打扮不太相稱。但我願意原諒她這個失控的小動作，那個名叫陳非的五歲男生的死亡使我逐漸對韓桂心認真起來。我向她提出了幾個問題，我說當時滑梯上其他小朋友是否看到了你推陳非，他們有什麼反應？韓桂心說她不知道別的小朋友看見了什麼，但當時四周安靜極了，滑梯上下的孩子沒有一個人吭聲，也沒有一個人哭。似乎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事關重大，又似乎所有的孩子都被這重大的事件嚇蒙了。這些四五歲的孩子既沒有敘述一件突發事件的能力，也沒有為一個死亡事件作證的資格。韓桂心說和她同班的那些男生女生，如今她已經完全不記得他們，即使見麵彼此也不相識。幾十年前與她同班的陳非死亡的目擊者們，幾十年來沒有一個人曾經對當年的韓桂心小朋友提出質疑。也許他們的確不記得她了，有哪個成人能夠把幼兒園同班小朋友的名字牢記在心呢？韓桂心說她有時會從心裏感謝那些終生不再謀麵的小朋友，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一群孩子的大智若愚，還是他們真的對她當時的行為渾然不知。我又問韓桂心說，你剛才講到陳非從滑梯上栽下去落在一堆廢鐵上，依據北京路幼兒園的優美環境，怎麼能容許一堆廢鐵堆在滑梯下邊呢？韓桂心說這正是我要對你講的。那是1958年，全中國都在大煉鋼鐵，全中國都在盼望十五年內超過英國。當時赫魯曉夫的目標是十五年內趕上美國。咱們這座城市，開始了全民煉鋼，全民修水利，對了，還有全民寫詩，這段曆史你應該了解（對筆者）。那兩年幾乎全中國的人都成了詩人，或說都有可能成為詩人。詩每日的產量在鄉村是以車為單位計算的，聽我母親說，那時候報紙經常報道郊區某村農民拉著一車一車的詩作往市作家協會送。城鄉上下，幾乎每個單位都壘起小高爐，街道號召各家各戶貢獻廢鐵，幼兒園老師和阿姨也四處搜羅園內工具房裏的舊鐵管、舊鐵車、三角鐵，甚至報廢的秋千鏈、鐵轉椅……至於為什麼會有一堆廢鐵堆在滑梯底下，我從未與我母親作過探討，我隻知道幼兒園後院也壘起了小高爐，老師和阿姨分作兩班日夜守在爐前煉鋼。我私下猜測廢鐵堆在惹人注目的遊樂區內，多半是給來參觀的人看的吧，那時北京路幼兒園經常接待各級參觀者——包括你奶奶（韓桂心突然指著筆者）。幼兒園領導願意讓參觀者進得園來便立即看到幼兒園並不是個世外桃源，這裏和全中國一樣也滿是“大躍進”的氣氛。哪一個領導者不懂得製造氣氛的重要，他就不是一個稱職的領導。那麼，還有什麼比廢鐵堆在遊樂區的草坪上、堆在小朋友上上下下的滑梯旁邊更具熱氣騰騰的“大躍進”氛圍呢？難道那僅僅是廢鐵麼？無論幼兒園領導還是前來參觀者，都會從這堆廢鐵中看見一爐爐好鋼，因為小高爐就在後院。當眼前的廢鐵源源不斷地投入小高爐之後，我們離英國佬美國佬為時不遠矣。到那時製造一隻小小的“鐵皮猴要錢”又算得了什麼——韓桂心說這最後一句話是她過若幹年之後才想起來的。
錄音之三
在我五周歲以前，我和我母親的生活是比較輕鬆、簡單的。我們清苦，沒有多餘的零花錢，糧食和全國城市人口一樣也是限量的，而且在定量裏有一定比例的粗糧，比方紅薯麵要占據成人定量的百分之五。我母親是個粗糧細做的巧手，她會把紅薯麵外邊包一層白麵擀成餅來吸引我的食欲。在冬天，她還會做一種名叫“果子幹”的大眾冷食。她把柿餅、黑棗、杏幹、山裏紅用涼開水泡成糊狀，盛入搪瓷小鍋放置戶外，吃時攪拌上奶粉和白糖，“果子幹”就成了。每天晚上我們從幼兒園回到家裏，吃過晚飯，洗過臉洗過腳，我們圍坐在爐邊，我母親往爐盤上烤幾粒紅棗，為的是熏出一屋子棗香。我守著熱爐子，吃著冰涼的果子幹，我們娘兒倆再一塊兒說一陣子我父親的壞話，然後刷牙，然後就上床睡覺。一般是由我母親開頭說我父親的壞話，我是堅決的隨聲附和者。我母親說我父親是天下少有的暴君，我就說：“暴君！”我母親說我父親和她打架的時候那種抓起什麼摔什麼的行為簡直能把人氣死，我就說：“氣死我了！”我母親說像他這樣的人誰還敢再跟他結婚呢？我就說：“誰還敢呢？”我母親說什麼人跟他結婚也不會好的，我就說：“不會好的！”每到這時我母親反而衝我笑起來，說我是個傻孩子。我也衝著我母親笑，雖然我弄不清我笑的是什麼。到後來，每天說一會兒我父親的壞話成了我們娘兒倆一個雷打不動的固定節目，我母親的那些壞話也說得越來越輕描淡寫，越來越充滿一種惡毒的善意和排斥的親近，給人覺得她是在用這種形式想念我的父親。這種形式也使沒有父親的我自覺從來就沒有離開過父親，他一直固執而強大地生活在我們的壞話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