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冷著，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親的不容易。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對她說，我再也不講那個故事了，那個午睡起來登上一座高山的故事。我以為我母親會有很強烈的反應，似乎許多年來她盼的就應該是我這樣一個知情達理的表態。我的這個表態，對我母親來說甚至應該有點雪中送炭的味道。但是她沒有什麼強烈的反應，她隻是沒頭沒尾地對我說：“反正是沒有證據的，你記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講故事的徒勞，兒童式的幼稚計謀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讀”那樣每日每時地講下去，即使我講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陳非伸出了手，證據呢？誰看見了？即使有一個××小朋友看見了，誰來為我判罪呢？法律不會為一個五歲的孩子判罪。我的母親，其實她早於我明白了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還要繼續把午睡起來上山的故事講下去。現在她冷，冷壓倒了一切。冷後來使她成了一個終生的熱愛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母親重返北京路幼兒園，並很快升為園長。老師、阿姨大部分都已換了新人，新顏舊貌一同呈現在人們眼前，我母親感慨萬端。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我母親自覺她苦難深重，她必須說話，她要找到一個突破口申冤報仇宣泄自己。在這個時代我母親仍然選擇了1958年陳非的死，因為幼兒園新來的老師和阿姨都曾向園長提及園內為何不設滑梯。這正好給我母親提供了機會，她在大大小小各種會議上講述三十多年前那個倒黴的下午，她不再提及陳非手中的英國鐵皮猴，她隻說堆在滑梯下的那堆廢鐵。她說這分明是整整一個時代的荒唐導致了一個孩子的死。假如沒有大躍進，幼兒園就不會大煉鋼鐵；假如不大煉鋼鐵，滑梯下的草坪上就不會有廢鐵堆出現；沒有廢鐵堆，就算一個孩子不慎從滑梯上摔下來，也並不意味著非死不可。我母親的聽眾都認為她的分析是深刻的，這是一個荒唐時代才有的荒唐悲劇，所有的人由此更加慶幸那個時代的終告結束。我母親並且以此教育年輕的教師，幼兒園工作的中心隻有一個，便是一切以孩子為中心，因為孩子是一個民族的未來。我決不想說我母親在講假話，可我又知道她說的不真。陳非死於我的妒忌之手，這件事卻可以和每個時代緊密相連，唯獨與我無關。我真不知這是上蒼對我的厚愛，還是上蒼對我的調侃。我慢慢長大起來，有時我憋得難受，我很想和我母親攤開此事，但我們之間注定沒有共同麵對此事的可能：或者我也想臨陣逃脫，或者我母親也想終生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