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音之五
每座城市都有一些帶斜麵屋頂的樓房或者平房，站在城市的高處看這些屋頂，我常常感覺到心裏很不舒服。後來我才發現因為這些屋頂像滑梯，好比一架架無限放大了的滑梯矗立在城市的空中，隨時提醒我的注意，讓我無法真正忘記1958年那個午睡醒來的下午。有一種洗滌劑名叫“白貓”的，瓶上印著兩行小字“檸檬清香怡人，洗後不留異味”。每次我洗碗、洗菜時都下意識地把這兩行小字在心中默念一遍，每次我都把檸檬清香怡人，洗後不留異味念成檸檬清香怡人，“死”後不留異味。為什麼我一定要把洗後念成死後呢？是我要死，還是我盼望一個與我有關的人死後真的沒有留下什麼異味兒？若有，那異味兒便是我了，異味兒能喚起人的警覺和追憶。我還對公共汽車售票員的某些廣播語言分外敏感，有時我身在車上，當車通過一些十字路口時售票員便會用擴音器向路人呼喊：“九路車通過請注意安全，九路車通過請注意安全……”聲音枯燥而又尖厲，在我聽來那就是一種讓乘客防範我的暗示，和我在一起的人是須格外注意安全的，不是麼？我竭力掩飾著我的不安，偷眼觀察我前後左右的乘客，我和誰也不認識，也並沒有人做出防範我的架勢。我為什麼要怕？證據在哪兒？我母親已經說過了：沒有證據。與我同班的那些孩子都已成人，大約很多都已不在這個城市，我為什麼要怕？我母親勸我結婚，我想，我真是該結婚了。
前邊我說過，我丈夫是個做房地產生意的，這幾年發了點財。但我認識他時他還沒做生意，那會兒他剛從部隊複員回來，可能正準備幹點什麼。我呢，沒考上大學，在一個區辦罐頭廠當臨時工。我們是經人介紹認識的，他的身高大約是1.60米，我的身高是1.72米。他比我大兩三歲，屬於老三屆吧。不知為什麼，當我們初次見麵時，我首先對我丈夫的身高十分滿意。我本能地害怕比我高大的人，從前經人介紹我也認識過一兩個籃球運動員，他們總使我覺得自己處在危險之中，他們的力量和身高似乎隨時可以置我於死地。這想法與一般女孩子的擇偶標準完全相反，可我本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啊，我心中終有我的鬼祟。我滿意我丈夫的身高和他仰臉看我的樣子；我想我丈夫也滿意我的身高，以他的身高能娶到我這種身高的人，他無疑應該是一個勝利者。不過，促使我和他結婚的，除了身高還另有緣由，那便是他向我袒露了他的秘密。我們認識之後，他為了取悅於我，常送給我一些在我看來十分奇特的東西，比如有一天他一下子送給我兩塊男式歐米茄金表。我問他為什麼要送給我兩塊表，他說一塊是給你母親的；我問他為什麼不買女表，他神秘地笑笑說，這表根本不是他買的，是“文化大革命”他當紅衛兵時抄家抄來的，像這類手表他還藏著五六塊呢。過了些天他又把一枚白金鑽戒——就是現在我手上這隻（韓桂心舉起她那隻戴著鑽戒的手給筆者看）——戴在我手上，我知道這也是抄家抄的。我丈夫對我說，當初他不認識白金和鑽石，他隻認金子，還差點把這玩意兒扔了呢。他說後來他請人給它估過價，現在這鑽戒少說也值12萬人民幣。就在那一天，我的手指套上了抄家抄來的鑽戒那一天，我答應了和我丈夫結婚。他一高興，領我到他家參觀了他的百寶匣：一隻貌不驚人的小箱子，像醫生出診的藥箱那麼大吧，白茬柳木的。他打開箱子，裏邊裝著很多珠寶首飾，在箱底上，還碼著一層形狀不一的金條。我被驚呆了，心中所有的欲望都被喚起，我想起了1958年陳非死之前所有的日子。若在那時我就有這麼一箱子珍寶，區區一個陳非又怎麼能引起我的嫉妒呢，他便也不會死在我手中。啊，“檸檬清香怡人，死後（洗後）不留異味”。
我丈夫對我說從今以後這箱子就是咱倆的。他還說誰也不知道這件事，包括他的親媽。他告訴我這是他父親立下的規矩：有些事是終生不能讓家裏老娘兒們知道的；有些東西是終生不能傳給家裏老娘兒們的。“但是我願意把什麼都告訴你，”他補充說，“因為我有一種預感，你是一個什麼也不會說出去的人。”他仰臉看著我，像一個孩子在看一個可信的大人。那一刻我真有點感動，我多想把我五歲的秘密告訴他，把這重負卸在他身上啊，可我沒有。我丈夫告訴我，箱底的金條有一部分是他抄家抄來的，有幾塊金條和一包金牙是他父親臨終前秘密傳給他的。但是據我所知我那未曾謀麵的公公是一個老紅軍呀，解放後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一直是這省裏的廳級官員。一個老紅軍，一個黨的高級幹部他怎麼會有金條和一包金牙呢，這太讓人不可思議了。我丈夫對我說，他父親參加紅軍（大概是紅四方麵軍）之前當過綠林豪傑，經過商，充其量也就是一家雜貨店。後來雜貨店倒閉他走投無路才投了紅軍。我丈夫猜測金條金牙可能是他父親經商時弄到手的。至於這個綠林豪傑出身的老紅軍怎樣在幾十年風風雨雨中保存下了金條和金牙，我這位公公至死也沒告訴他的兒子。金牙使我惡心，後來我丈夫聽從我的建議，在一次去溫州的時候，找了個南方首飾匠用那包金牙打了個金鎖。我丈夫用這金鎖賄賂了一名當時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官員，從此我丈夫的事業起步了。他的起步就是由賄賂開始的，而他的賄賂又是那麼不同凡響，他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敢以白金鑽戒或翡翠鐲子贈人。忘了告訴你，我後來清點我們的“百寶箱”時，發現除了我手上的鑽戒，裏邊還有兩枚白金鑽戒，鑽石均小於我這枚，十幾年前的抄家物資為我丈夫的生意開路，他十分懂得怎樣從銀行貸出國家的錢來幹自己的事。他以便宜得驚人的價錢買了城郊的一些土地，他在土地上建各種各樣的房子又想方設法把它們出手。他不斷遇到麻煩，但奮鬥十年他已在這座城市織成了一張堅實的網。得意之時他跟我笑談他的經曆，他說：現在講什麼三陪、四陪小姐，我他媽十年前就是三陪。我望著我丈夫那張誇誇其談的小瘦臉，忽然想起我讀過的一本小說中的一句話：“這人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他趁的不過就是一點兒小聰明和一個大錢包。”我丈夫還不斷跟我說起那包金牙，他說，他真正沾著光的還是他父親的那包金牙，我丈夫事業起步的助跑器吧。他說就為這，他也得活出個人樣兒來叫九泉之下的他父親自豪。他一邊感歎他父親死得太早沒趕上被他孝敬，每當我們因為生意而出入北京的“昆侖”、“長城”、“凱賓斯基”的時候，每當我們因為無聊而遊蕩新加坡、香港、泰國等等地方的時候，我丈夫便作這樣的感歎。他一邊又慶幸他父親死在了“文革”之前。他說他父親要是不死，“文革”開始他當過綠林那點兒老賬一定會抖出來，紅衛兵不把他弄個半死也得抄我們的家。那麼金條呢？金牙呢？一切便不複存在了。我丈夫說：“他死得好啊，正好輪到我去抄別人的家了……”他肆無忌憚地評價著他那死去的父親，也從不為“百寶箱”裏他昧來的那些東西而感到內疚。有一回我對他說，說穿了我們不過是發了橫財的竊賊罷了，隻有竊賊才會發橫財。我丈夫說誰又能保證別人不是竊賊呢？在這個世界上凡是沒被發現的都不能叫錯誤——話又說回來，真正被發現的錯誤又有幾樁呢？我丈夫的話立刻使我閉了嘴，我恐怕我的丈夫會有所指，雖然我明知他根本無從了解我在五歲時的那件往事。若說竊賊，難道我不也是麼？我在五歲時就敢竊取一個男生的命，以安撫自己的虛榮。後來，我丈夫為了強調他這一觀點的精辟，還領我到他母親家的一間地下室轉了一圈。那是他父母住了幾十年的一幢獨院，有四間西式平房並設有一間二十平米的地下室。我隨我丈夫走進地下室，見地上竟堆著一大片捆綁整齊的草綠色軍便服，“六○式”斜紋哢嘰布的。我丈夫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武鬥最厲害那幾年，他和幾個同學初中畢業閑著沒事到處閑逛，有一天晚上他們逛到一家被服廠，砸開窗戶跳進一個大房間，打開手電照照，才知道他們是跳進了一間軍服倉庫，不知為什麼這倉庫竟沒人看守。我丈夫他們心血來潮便開始偷軍裝，幾個人往返十幾趟，折騰了大半夜，扛著大包袱出出進進居然沒被發現。我丈夫說現在他就盼著哪家電影廠拍“文革”當中軍隊的大場麵，他們家地下室裏這點兒老式軍裝足夠裝備兩個營的吧。我對他說你真敢把軍裝交給電影廠？我丈夫說當然不敢了，沒告訴你發現了就是錯誤了麼。他說其實偷軍裝的時候他們誰也沒想到拿它幹什麼，偷就是好玩，好玩就要偷。誰知道現在成了負擔：又不能當禮品贈人，自己又不能穿，一把火燒了又怕目標太大。這些老軍裝存放在地下室，它唯一的意義似乎就是能告訴你“文化大革命”是真的，這一摞摞永不見天日的軍裝就是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