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三點鍾，我如約來到烈士陵園，但是沒有約什麼記者。昨晚回家之後，我又把計劃稍作了修改。也許我的世故使我本能地不願意讓別人借我的名義把他們自己的事炒得沸沸揚揚，我不想為此付出什麼，也沒有義務一定要付出什麼。或者緣由還不止於此，我有一種預感，我預感到韓桂心的“告訴他”後麵大約還有麻煩。她怎麼能預測和把握陳先生和她丈夫聞聽此事後的反應呢？她又怎麼能保證事情會有板有眼地沿著她設計的軌道發展下去呢：懷上她丈夫的孩子並成為新聞人物。
遠遠地，韓桂心向我走過來。今天她穿了一身純黑絲麻西服套裝，裙子很短，鞋跟很高，這使她的行走顯得有點搖搖晃晃。她的步履不再像我們初次見麵時那種T型台上的風範，她有點像趕路，又有點像逃跑。她又戴上了那副灰藍鏡片的“十級方程式”太陽鏡，讓我看不清她的眼，但我卻看清了她的嘴：她那奪目的口紅已經很不均勻地溢出唇線，顯然是飯後沒有及時補妝，這使她看上去好似剛剛嘔吐過帶血的物質。她奔到我跟前，連坐都來不及就問我記者呢，記者來不來？我不置可否地說來又怎麼樣，不來又怎麼樣。韓桂心說記者最好別來了，事情有些麻煩。我對韓桂心說記者不會來的，因為我根本沒約記者。韓桂心這時已經坐下，她點上一支“駱駝”問我：“你是不是什麼都知道了？”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韓桂心加重語氣說：“本來你就什麼都不知道。”
我忽然意識到我的預感應驗了：韓桂心的“告訴他”並沒有收到令她滿意的效果。我於是連自己都沒有準備地說出了帶有挑釁意味的話：“可是我知道了一部分。”“那是我瞎編的，”韓桂心馬上說，“就像編小說一樣。”“是麼？”我說。我想我的口氣是冷冰冰的，接著便是一陣不長不短的冷場。
韓桂心抽完一支煙，長歎了一口氣，首先打破了冷場，就像決心說出一切似的請求我把所有的錄音帶都還給她。她說：“你知道，剛才，吃午飯的時候我告訴他了，他們，陳先生和我丈夫。結果，陳先生一句話也不說。我丈夫，他走到我跟前扶我起來，他對陳先生道歉，他對他說我精神不太好，剛從醫院出來，可能還要回到醫院去。他說著，用他的雙手攥住我一隻胳膊，用他手上的力量令我站起來離開餐桌。他強迫我走出房間走進他的汽車，他讓他的司機開車強迫我回家。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我已經患有精神病了，我的話因此是不可信的，終生不可相信，這意味著他有了更充足的理由離開我，有更充足的理由讓別的女人替他生孩子你明白麼？為什麼我就沒有料到結果是這樣的呢！所以請你把錄音帶還給我。”我說我可以把錄音帶還給你，不過我隻想弄清一點：你的錄音真是瞎編的，還是你丈夫說你有精神病才使你認為你的錄音是瞎編的？韓桂心沉吟了片刻（筆者感覺是權衡了片刻）說：“我想我的錄音本來就是瞎編的，即便我在五歲的時候有過消滅陳非的念頭，我也不可能有消滅陳非的力量，他是男生……他……總之我不會。我可能做過夢，夢是什麼？有個名人說過夢想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不用花錢的享受。我五歲的時候我們家錢少，我們家錢少的時候我的夢就多。也許我享受過夢裏殺人，是夢裏而不是事實，所以我沒殺過人。請你把錄音帶還給我你聽見沒有……啊？”
韓桂心語無倫次絮絮叨叨，但後來我漸漸不再聽見她的絮叨，我隻想著那個倒黴的陳先生，想著一個女人一次狂妄的心血來潮，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摧毀了他已平複了半生的一個結論，然後這女人又能如此隨便地否定她這殘酷的摧毀。我還想盡快離開這個韓桂心，我站起來朝著墓園深處走，我不知不覺走到了劉愛珍烈士的墓前。午後的陽光透過巨大的梧桐葉，把柔和的沉甸甸的光芒斑斑駁駁灑向墓體。太陽和墳墓是這般真實，墓中的劉愛珍烈士是這般生機盎然。她赤裸著自己從墓中升起，我看見了她的大眼睛雙眼皮，也看見了她那被日本人挖去了雙乳的胸膛依然蓬勃響亮。那胸膛淌著血，一股熱乎乎的甜腥氣，有形有狀，蓋過了這陵園，這人間的一切氣味，讓人驚懼。我相信墓中這個女人她不會有太多的夢，她就是為了一個簡潔單純的理想而死，就為這，她使我們這些活下來的複雜多變的人們永遠羞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