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者收拾起他的破書包，又依次把那些勉強依附於書包的小鎖們鎖好，拿起掃帚簸箕出了門。值班員轉向我問道：“您是誰？”
我不想告訴值班員我是誰。我離開陵園管理處，一路走著一路想著，假若剛才我看的屁股不是那麼灰黃那麼陳舊那麼幹癟，假若我看見的是一個健壯的咄咄逼人的屁股，我敢走上去叫它“站起來”麼？也許我不敢，即使再憤怒我也不敢。如此說，我嗬斥這流浪的老者“押解”這流浪的老者，也不過是完成了一次沒有危險的發泄而已。
我不知不覺走向我和韓桂心坐過的那隻綠椅子，椅子上赫然地放著我那隻裝有錄音帶的帆布小包。我隔著帆布包摸摸，錄音帶還在。韓桂心呢？她為什麼不把它拿走？當我押送拉屎的老頭的時候我把她給忘了。
那天我也沒有拿走丟在椅子上的那些錄音帶——連同那隻帆布包。這仿佛使我和韓桂心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同夥：麵對那些錄音我們有種共同的逃離感，或者因為它太虛假，或者因為它太真實。
我久久記住的隻是墓中的王青烈士、劉愛珍烈士那永遠年輕、永遠純淨的軀體，還有我對這座墓園的不可改變的感受：我喜歡這兒的大樹；我喜歡這兒沉實平靜的墳墓；我喜歡這兒永遠沒人來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歡這兒的空氣——又透明又苦；我還喜歡這兒正在發育的一切——丁香們抽芽了，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嬰兒的小奶頭……而我們，這些人間的路人，麵對著所有這—切有時的確會感到一陣陣力不從心。
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韓桂心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