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改革掌舵：鄧小平的理想與策略
領導藝術
作者：傅高義 馮克利
社會主義計劃體製最初是蘇聯采用的，之後進入中國，旨在幫助欠發達國家積累資本，推動重工業優先發展。出於多方麵原因，到20世紀70年代，中蘇兩國的經濟遠遠落後於更開放、更具競爭力的體製。然而，當1991年蘇聯和東歐的政權紛紛解體時，中國卻自豪地宣稱：它在1978年後取得了10%的年均增長率。哪些因素造就了如此不同的結局？
中國與蘇聯相比具備很多優勢。它有漫長的不凍海岸線，可以利用更便宜也更方便的海路運輸。過去兩百年來，移居香港、台灣、東南亞乃至西方的華人及後代有2000萬之眾，可以作為資本和知識的來源為中國所用。此外，中國大陸作為潛在的巨大市場吸引著各國的眾多商人，後者願意為中國的發展提供幫助。政治動機也發揮了部分作用：中國開放後，西方國家想讓北京進一步疏遠蘇聯，遂慷慨提供資金和技術，並接納中國學生和遊客。
地理和種族的同質性對中國改革的意義亦無法忽視。由於稻田耕作的性質，包產到戶等政策讓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而在以旱地為主、隻適合采取機械化耕作的蘇聯，這是很難實現的。與少數民族人口過半的蘇聯相比，漢族占93%的中國更容易達成國家的團結。蘇聯由於不斷擴張疆域，新納入的少數民族一直存在抵抗情緒；相比之下，中國對其大部分疆域的統治長達千年，也沒有通過占領反抗其統治的鄰國進行過度擴張。
非但如此，中國的統治階層從國家的悠久曆史中形成了中國乃文明中心的信念，而蘇聯領導人一直覺得自身大大落後於西歐各國。再者，中國大陸與周邊區域——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具備某些共同文化特征，後者的現代化轉型可以更便利地作為榜樣。
然而，不管中國具備哪些內在的固有優勢，鄧小平還是在關鍵問題上做出了與蘇聯人截然不同的選擇。首先，他始終堅持共產黨的權威，相信中國需要單一的執政黨領導國家，這一信念與20世紀中國的其他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孫中山乃至蔣介石一脈相承。
同時，鄧小平懂得務實地麵對需要做出的改變。1978年，他確信黨的很多幹部，尤其是在“文革”期間發跡的人，是不足以領導現代化事業的無能之輩。但他並未將這部分人直接清除出黨，而是悄悄地將其趕下了最重要的位置，從而避免了內部分裂，使黨能夠專心處理國家麵臨的真正問題。鄧在為高層崗位選拔人才方麵十分用心，而且鼓勵中下級幹部也這樣做。各級領導班子選定之後，則會賦予其相當大的自由空間促使其進取。
中國缺少必要的經驗、法規、訓練有素的人員乃至私人資本，不可能突然轉向市場經濟。鄧小平的策略是步步為營，不搞“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因此，他授意陳雲等人維持舊體製的運轉，提供相對穩定的基礎，同時允許市場發育，使民眾獲取經驗並逐步適應。
鄧小平全部改革戰略的支撐點，在於他堅定地相信，中國必須從觀念到貿易向世界全麵開放。蘇聯領導人對允許外國人在本國辦廠十分謹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學生去海外留學。實際上，鄧的一些同事也擔心外國人及其做法會把中國搞得“暈頭轉向”，但他相信中共足夠強大，能夠對事態加以控製。鄧大力支持派遣官員和學生出國，翻譯外文書籍和文獻，歡迎外國顧問來華。他認為，外國公司搞不垮中國經濟，出國的人依然願意幫助祖國。
中國巨變式的改革進程，並不完全是由鄧小平啟動的。鄧的獨到之處在於，他使國門大開，接納外國的觀念、技術和資本，程度大大超過了前任。無論經曆何種挫折，他一直掌握著擴大開放的主動權，把自己對中國潛力的信念傳播給國人，運用複雜的政治技巧披艱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