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如何受審？
官場敘事
作者：杜強 陳之琰
從1978年至2012年，中共接受司法審判的政治人物中，政治局委員以上級別的隻有6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希同、陳良宇。由於政治影響巨大，6人受審的細節曆來是法製觀察者矚目的焦點。
“四人幫”特殊法庭受審
1980年9月，“四人幫”被粉碎近4年後，最高檢檢察長黃火青建議組成最高檢特別監察廳和最高法特別法庭，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獲得通過。兩個月後，在北京市正義路1號特別法庭公審“四人幫”，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兼任特別法庭庭長。
那樣一個年代，“四人幫”案經過多次預審，在正式開庭前做過彩排，證人經過培訓。在開庭審理期間，全國6萬多名代表旁聽，他們也都發表了各自的量刑意見，更多的人直接投書法庭、審判長、審判員。
“四人幫”案審結之後，高官受審的特殊性隨著法製逐步健全有所下降。陳良宇案由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進行審理。早於其的陳希同案，選擇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既非異地審判，也非在中院，原因至今沒有確鑿的說法。媒體曾經盤點“大官要案”審理法院的地點，發現距離北京最近的河北衡水、滄州、廊坊，以及天津市等地的中級法院常常得到指定的機會。
在審理的公開程度上，陳希同案因涉及個人隱私未公開審理。陳良宇案雖然名義上是公開審理，但旁聽席限製為30個，旁聽人員主要來自中紀委、最高檢和最高法，及最初負責偵辦的吉林檢察官。陳良宇的妻子黃毅玲盡管到了法院，但因為自身同案情有關聯，未能進入法庭。
從被免職到提起公訴，陳良宇等待了1年零4個月，陳希同經過了漫長的3年零兩個月。“四人幫”案的準備時間超過了4年，除了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之外，改革開放初的法製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1979年7月，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為審理相關案提供了法律依據。
江青曾罷免律師
在“四人幫”受審時，律師的角色頗顯尷尬。當時被安排給江青當律師的朱華榮曾經回憶，給被定性為罪大惡極的“四人幫”辯護，很多律師“不願意幹”，甚至在一些律師的家庭中還有“你去當律師我就跟你離婚”的說法。
而在“四人幫”內部，對律師的態度也不盡相同。張春橋不相信律師怕被陷害，王洪文爭取寬大處理主動要求不進行辯護，姚文元則抱著“法庭給我我就要”的心理。江青是四人中積極主動尋求律師的一個，當時張思之和朱華榮被安排給她做辯護律師，但在第一次見麵後，張思之因為不討江青喜歡被罷免。此後，又安排了別的律師給江青，但始終無法讓其滿意，最終付之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