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注意到：在央視的“幸福調查”播出引起受眾注意後，很快的各種“民間版本”的“你幸福嗎”就在網絡上流傳了開來，視頻中拍客們提出與央視記者同樣的問題，但受訪者有說不知道的，也有許多人搖頭說不幸福（其比例甚至比回答幸福的人還高）。因而其傳播效果，在網絡上眾多“民間版幸福調查”的衝擊下，大打折扣。以央視為代表的媒體的構建現實的能力，受到信息環境的影響，自媒體不一致甚至反麵信息的傳播將直接弱化媒體構建的擬態環境。
3、話題的本身存在問題
幸福是主觀的，幸福的感受就更是主觀的，主觀的東西千差萬別。同時，調查缺乏對數據的整理與分析，而隻是簡單的累加和呈現。記者讓如此之多的“眾人”，回答同一個“你幸福嗎”的問題，意義何在？③而且，一個同質的簡單問題卻追求被采訪者的廣泛，容易給人帶來感觀的錯位。比如那個引起熱議的對拾荒老人的采訪，記者問一個73歲的拾荒老人：“你幸福嗎？”，記者在那樣一個熱鬧的場景下，向一位白發蒼蒼卻仍然要靠撿瓶子維持生計的老人詢問他是否幸福，這隻會讓人感到他的麻木和殘忍。
在各種民間版的“你幸福嗎”中，我們發現，很多的被采訪民眾總是先問：“你們是電視台的嗎？”“你們不是官方的吧？”然後才開始回答。這表明，受訪者在麵對鏡頭時有著複雜的心理活動，他們在不同的語境下的表現與反應是不同的。當在麵對中央電視台這樣的媒體時，人們總會下意識的選擇主動配合采訪者，給出令其滿意的回答。比如說那個拾瓶老人雖然說聽不清記者的提問，但還是“答非所問”地向記者講他每月低保收入，並說出“政府好”的評論。最後，幸與不幸，都是個人隱私。當受訪者在麵對鏡頭回答這個問題時，會考慮到自己的隱私會因此被置於公眾的圍觀之下。因此他會有選擇性地做出回答。這些都決定了央視記者的采訪，所得到答案的客觀性是難以保證的。
四、改進類似節目的對策
通過對上述原因的分析，結合“幸福調查”的傳播目的，本文提出以下一些建議，以期今後類似的節目能作出改進，取得更好的效果。
1、要更全麵更真實地反映民眾的聲音
霍夫蘭提出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進行“兩麵提示”，在非封閉的環境下，在信息來源不單一的時候，其傳播效果往往優於單麵提示。而拉姆斯丁和賈尼斯的也進一步指出了：“兩麵提示”具有一種對負麵信息的“免疫”效果，它對負麵信息的抵抗力遠遠大於單麵提示。④在信息來源多元化的社會，媒體灌輸式的傳播新聞，引導輿論，必然難以奏效。我們要學會尊重受眾，把對自己的定位從“良師”轉變為“益友”，盡可能全麵的、公正的提供信息。
2、幸福感需要係統、科學的調查
幸福與否，這樣一個大的、宏觀的問題，對它的回答需要我們的一個理性的思維過程。因此，當我們進行人民幸福感調查時，最好做一個打長期戰的準備。比如做成一個相對深度的訪談，輔之以調查問卷。盡量把問題細化，從我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問題入手，引導人們去感受我們近些年來生活的變化，去冷靜的思考：自己的生活到底是不是更好了？同時，也直麵被訪者所煩惱的問題，激發社會的討論與反思，成為人民意見表達的自由市場⑤。最後，對所采訪的數據要進行一個科學的統計與解讀。
3、不能因噎廢食，放棄創新
在對央視這個調查的後期，網民們對央視幸福調查的正麵回應較剛開始時有了不小的增加。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正麵回答這個提問了。對於這一點，霍夫蘭的“休眠效果”理論可以給出一定的解釋。在這個案例中，開始由於人們普遍對央視的官方宣傳的身份感到敏感，進而懷疑這個調查的可信度。但隨著時間的過去，人們開始淡忘了傳播主體央視的身份問題，開始反思這個問題本身的意義，加上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有了一個相對冷靜的判斷，從而給出了正麵的答複。這也就說明了，凡是有益的探討，就算是開始時受到一些非議，但時間總能證明它的合理性的。這就要求媒體，要勇於開拓一些有價值的新欄目。改革必然會受到非議，但那絕不是我們拒絕改革的理由。
結語
客觀地說，央視的“幸福調查”有其積極意義：伴隨著記者們的追問，百姓們開始追憶、尋找著生活中的點滴幸福，確實在無形中搭建起了一個“幸福輿論場”。同時也引發了公眾對“幸福”內涵的深入思考。但它在報道過程中麵臨的不足也是客觀存在的。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需要引導輿論，但這種引導想要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必須適應社會的發展形勢，適時進行調整。
（作者：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