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互聯網進入到Web2.0時代，網絡傳播的人際傳播化特征日益顯現。互聯網不僅是一種新興的傳播媒介，也逐漸成了一個新興的生活平台，人際交往的社會性在網絡的世界裏得以再現和放大，“觀點的自由市場”逐漸形成。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在網絡中體現出來：一方麵，網絡無時不刻的向受眾傳遞海量信息，使人們被迫淪陷於信息的海洋中，但不是每條信息對受眾都是有用的，而且受眾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對信息的有用性一一鑒別，這就需要一個中間人來對信息進行篩選；另一方麵，網絡信息的多元化往往容易導致網民價值判斷的迷茫，這也需要一個值得他們信賴的人來為他們引航。所以，我們可以說，意見領袖在網絡時代被賦予了新的使命和角色，而這也恰恰是意見領袖的一次新生。
三、微博中公共知識分子意見領袖的特征
2012年複旦大學舉辦的“意見領袖與網絡輿論”圓桌論壇發布了國內第一份《中國微博意見領袖研究報告》，該報告以網絡影響力、傳統媒體影響力、親和力、爭議性、活躍度等五個維度為標準，從5000位候選人中篩選出綜合評分最高的100名意見領袖進行分析。《報告》顯示，從社會身份上看，前100位微博意見領袖主要可以分為四類人，即媒體人、學者、作家和商業人士。⑦從本文前麵對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的分析來看，這些微博意見領袖中的很多都可以被劃歸為公共知識分子意見領袖。
把公共知識分子作為意見領袖置於微博這一新媒體平台上來探討，公共知識分子意見領袖除了具備微博意見領袖的普遍特點，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親和力，多元性外，又因公共知識分子身份的特殊性，具有其自身的特點。
1、有強烈的社會關懷意識和責任感
蘇珊·桑塔格在接受一項名為《知識分子及其角色》的國際調查時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是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在言論中表現出了正直和責任。”曆史已經為我們樹立了許多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模樣：被稱為“美國良心”的蘇珊·桑塔格在“9·11”之後批評美國政府及各大媒體的片麵報道和煽動反伊斯蘭情緒；2003年俞江、許誌永、滕彪3位法學博士以普通中國公民名義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2011年1月社科院教授於建嶸發起“微博打拐”行動，呼喚解救被拐乞討兒童，同年鄧飛等媒體人在微博上發起“免費午餐”，幫組貧困地區兒童免於饑餓。
公共知識分子是時代的瞭望者和良心，他們對待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和不公總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敢於站出來諫言；他們更關注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他們具有強烈的社會關懷意識和責任感。正如於建嶸所說：“利用微博推動民主法治建設是我的願望。”我們的時代需要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去揭露事情真相，針砭時弊，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
2、專業性強，受教育程度較高
通過上麵我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界定可以看出，公共知識分子必須對某一行業具有較高的專業知識，受教育程度較高。他們可以是經濟學家，律師，哲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或者傳媒人，他們在本行業有著很高的專業素養。這有利於他們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發表自己的見解。縱觀《南方人物周刊》評出的《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我們便可以看出這一特點。
3、勇於行動，敢於充當公眾的引路人
“公共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不同就在於他們的公共性和行動性，能參與到公共事務之中，向公眾發言，從公眾利益出發為公眾思考，為了社會和公眾的利益而行動。這才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如記者鄧飛等500多名記者和國內數十家媒體聯合中國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發起的公益項目——“免費午餐”計劃，通過媒體的力量，最後國務院決定從2011年秋季學期啟動民族縣、貧困縣農村學生免費午餐試點工作。從“免費午餐”到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輿論普遍認為，民間探索引領了國家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