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篇
作者：程映虹
這幅畫上的兩位曆史人物，一個是在中國廢君主立共和的孫中山，另一個是古巴共和國國父何塞·馬蒂。作畫者是古巴哈瓦那民間曆史學家吳帝胄。吳帝胄把這幅畫贈給另一個古巴民間曆史學家加西亞，後者把它懸掛在自家客廳最顯眼的位置上。畫上的名言，分別是孫中山借用孔子的“天下為公”和馬蒂的“祖國就是人類”。在這幅畫像的背後是兩個跌宕起伏的人生，一個誌同道合的事業和一個令人深思的感悟。吳帝胄和加西亞都是快80的人了。他們年輕時都是革命者，誌在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社會，投身於卡斯特羅的古巴革命甚至世界革命。但退休之後，近二十年來他們卻把餘生完全奉獻給了古巴華人曆史研究，聚焦於哈瓦那中國城和中國社區，力圖用曆史敘述複原一個被革命摧毀，被權力話語忽視和遮蔽，在古巴民族曆史記憶中長期消失的少數族群的真實麵貌和昔日輝煌。這幅畫上的文字表明，這個晚年的事業不但凝聚了他們對革命的深刻反思，而且把他們在精神上帶入一個超越族群認同，擺脫意識形態窠臼的普世主義境界。
2009年加西亞和吳帝胄合作的部分成果以《華人在古巴——1847年至今》(The Chinese in Cuba 1847—Now，Lexington Books)的書名在美國以英文出版。英國著名中國曆史學家班國瑞(Gregor Benton)和兩位作者建立了密切的工作關係和個人友誼，不但翻譯了這本書，而且是書的編者，並撰寫了長篇序言幫助西方讀者理解此書的背景和貢獻。這本書出版後，英國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找我寫書評。我在班國瑞的介紹下和加西亞通過電子郵件建立了聯係，並於2010年3月前往古巴對兩位老人進行了采訪。
從外交官到曆史學家——加西亞的人生經曆
加西亞(西班牙名Mauro Garcia Triana)出生於一個西班牙裔的工人家庭。他在高中時就加入了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運動，1959年以前擔任卡斯特羅領導的“七二六”運動在拉斯維拉斯省的地下學生組織負責人。革命勝利後，1960年，他還在大學讀國際關係專業，被卡斯特羅政府委任為古巴駐玻利維亞的高級外交官，在駐在國左派學生和知識分子中大力擴散古巴革命的影響。他的極左立場引起駐在國不滿，1961年回到哈瓦那，任外交部社會主義國家司司長。1962年到1966年他任古巴第一任駐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之後回到哈瓦那擔任社會主義國家司司長；1967年到1971年任駐中國臨時代辦；1972年到1975年任駐東德大使。此後他先後在外交部和古巴科學院從事和亞洲事務有關的研究。1991年退休後，他致力於古巴華人曆史研究，前兩年曆盡艱辛用西班牙文在古巴出版了《古巴華人和中古關係》。這是這個領域一部資料性很強的著作，但由於它處理的是一個“正史”以外的領域，隻印了300冊左右，也從來沒有進入公開發行渠道，隻是私下饋贈給同道，和一些在中國問世的曆史著作的命運很相似。
加西亞的中國緣是由“文化大革命”促成的。1967年1月，中國學生在莫斯科紅場上的“文革”行為導致了和蘇聯警方的衝突，全中國掀起了反蘇狂潮。古巴駐中國大使館內的中國職員向館方提出參加反蘇示威，和大使館官員發生衝突。古巴大使館擅自改變了部分中方職員的辦公地點，將他們的東西搬出，解雇了中方翻譯。中方職員於是“造反”，指責古巴大使“挑戰中國”，如此對待中方員工是“法西斯”，發起了罷工，向館方提出翻譯複職、中方人員搬回原辦公地點、中國職工的權利必須被尊重、古巴大使要道歉這四項要求。古巴駐華使館日常工作處於癱瘓狀態。古巴總統多鐵戈斯召見加西亞詢問對策，加西亞說除了道歉，其他都可以接受，於是外交部緊急將加西亞派往中國解決問題。加西亞到北京後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在和中方會麵時他叮囑還在氣頭上的古巴大使不要開口，一切由他來應付。除了回避要古巴官方正式道歉的要求，他基本上遷就了造反派的要求。問題解決後，古巴立即召回了大使和參讚，加西亞以臨時代辦身份主持大使館的工作，一直到1971年春。因此，他實際上的身份可以說是大使。
加西亞因緣際會，在華期間經曆了“文化大革命”，這不但是他外交生涯中極不平凡的一段，而且我感覺到這段生活在他晚年對革命的思考中有著重要意義。這是因為“文革”代表了整個60年代國際範圍內左翼思潮和極端主義的巔峰，古巴與此同時也發起了和“文革”類似的“革命攻勢”(1968—1971)，吸引了眾多西方左派的眼球。加西亞從1967年3月到1971年4月在中國，沒有切身經曆這個“攻勢”，但根據采訪中他對古巴革命史和現狀的評論，我感覺中國的“文革”在他思想變化的過程中不會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階段，而是給了他一個特殊的觀察和思考的角度。他對我介紹了很多“文革”的細節，例如造反派對外交機構和很多國家使館的衝擊，整個外交使團內部對“文革”的態度，蘇聯東歐陣營的外交使節每個星期都聚會商討局勢等等。有一次他在首都機場被中方人員攔住，強迫他讀毛澤東語錄，他設計脫身，留下一個低級外交官去應付。但最有意義的一段是他幫助中國官方把“井岡山會師”由當時的“毛林會師”改回“朱毛會師”，並由此受到周恩來的接見。
朱德和毛澤東的“井岡山會師”是中共曆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在“文革”期間由於林彪被定為毛的“接班人”，朱德被批為“老軍閥”，“朱毛會師”一度被篡改為“毛林會師”。好學的加西亞對中國革命史十分熟悉。1971年元月2日，周恩來破例前往古巴大使館參加古巴國慶招待會，這是周恩來開始調整受“文革”衝擊的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步驟。加西亞抓住機會向周恩來提出在他離任前到中國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中國革命曆史上有特殊意義的地方)走一走，中方批準了。文革期間外國人不能隨意離京，外交官去外地旅遊也要特批。在江西參觀期間，江西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一再要求他對中方的工作“提意見”，於是他向中方提出了一些受“文革”影響的曆史問題，例如為什麼南昌起義紀念館被關閉，在井岡山究竟是“朱毛”還是“毛林”會師。他告訴中方人員，古巴也有過類似的對曆史的處理問題。有一次卡斯特羅出席一個紀念古巴革命英雄埃切維裏亞的會議，會上古巴青年團的負責人重讀了埃切維裏亞在發動推翻巴蒂斯塔政權的武裝起義時的一份聲明。但卡斯特羅發現這個幹部故意漏掉了原文中類似於“上帝保佑我們”這樣的語句，於是他打斷了那個幹部，要他重讀這句話，還說了一段大意是曆史就是曆史這樣的話。中方外交部官員把加西亞的意見上報後，周恩來批轉給毛澤東。毛林當時的矛盾已經深化，毛於是批示，要求改回“朱毛會師”。這段改來改去的曆史，後來在官方所謂“林彪事件”的敘述中非常重要。
加西亞在“文革”的一個特殊時刻起了那樣一個意想不到的作用，這件事早就記載在一些中國外交官的回憶文章中，盡管細節上有出入，也沒有卡斯特羅談埃切維裏亞那一段。這段故事我很多年前就讀到了，由此也知道了加西亞這個名字，在為《中國季刊》寫書評時立刻就想到這兩個加西亞是同一人。在采訪中，加西亞詳細介紹了周恩來在1971年4月初他離任前和他的談話，這是對中方材料的重要補充，對研究“文革”曆史應該有一定意義。周恩來感謝他幫助中國糾正了一個曆史錯誤，並就他被中方人員要求讀毛澤東語錄一事表示歉意，說當時中國的外交工作出現了無政府狀況，外交部甚至一度失去了對密碼的控製。周恩來介紹了“文革”中國內的情況，針對軍管的情況說軍隊現在應該回到軍營中去，軍人不知道如何管理國家。對中國的外交，周說中國現在不再堅持一個“好的反帝主義者必須是一個好的反修主義者”(即“反帝必反修”)這個說法，意為中共可以和與蘇聯保持密切關係的共產黨發展關係，例如古巴。周恩來花了很長時間和他談了美國問題和中美關係。盡管當時中美在越南戰爭中實際上在直接對抗，周恩來強調中美關係中最大的問題是台灣而不是越南。他還告訴加西亞：中美很快就可能在最高層展開接觸(當時離基辛格秘密訪華還有好幾個月)，中方想讓古巴方麵了解這個情況。加西亞根據當時古巴官方的立場說尼克鬆政府是法西斯政權，尼克鬆英文名字中的X在古巴報紙上從來就是印成法西斯的那個符號。周恩來糾正說：尼克鬆不是法西斯，美國永遠不會走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他們還談到了當時東巴基斯坦從巴基斯坦獨立出去(即現在的孟加拉)引起的印巴戰爭和國際衝突——中國支持巴基斯坦，反對東巴獨立，而印度和蘇聯支持東巴獨立，中國認為這是蘇聯在南亞擴張勢力並和印度地區擴張主義聯手。加西亞說他認為東巴要求獨立是東巴民族主義問題，周恩來承認他的看法有道理，但說中國必須支持巴基斯坦，反對東巴獨立。
前往一個在很多方麵處於非理性的混亂無序中的國家就任，而且是匆忙之間走馬上任解決一個棘手的外交問題，對於很多外交官來說可能很難培養起對這個國家及其文化的感情。但加西亞不同。在中國的特殊經曆給了他了解中國及其文化的機會。盡管自己曾經是個激進的革命者並為此被迫離開第一任外交職位，他對中國的“文革”還是絕無好感。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對中國的態度。他對我說，他對中國的態度和蘇聯東歐陣營的外交官不同。蘇聯東歐陣營的外交官每周聚會，商討如何對付中國。加西亞說他從不參加這樣的聚會，他對他的蘇東同僚說他來中國是為了保持和發展中古關係。當中美開展“乒乓外交”，美國乒乓球隊在北京和中國隊進行“友誼比賽”時，蘇東陣營沒有高級外交官出席，但他去了，中方注意到了，周恩來和他見麵時也提及此事並表示謝意。中國方麵對“井岡山會師”一案的糾正和周恩來的軍隊現在應該回到軍營去的談話，讓敏感的加西亞覺得林彪的地位有問題了。在和我的交談中，盡管事隔多年，他仍然為自己當時準確的判斷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