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揚紐克去世後，他的家人認為，幾十年前的那段曆史已經無法考證，移居美國之後的他一直奉公守法，本身就是戰爭的受害人，卻被當成了曆史的替罪羊。“曆史說明，德國讓他當了替罪羊，是為了讓無助的烏克蘭戰俘為納粹德國人的行為負責。”德米揚紐克的兒子說。
漢斯·利普西斯的支持者也有相同的觀點。德國《世界報》報道稱，立陶宛人漢斯是在1940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到的德國。為讓全家人獲得德國國籍，不再顛沛流離，漢斯“在懵懂無知之間”被黨衛隊招募，送至正在修建的奧斯維辛，為在那裏工作的黨衛軍成員準備食物。
“時間的流逝不會減少罪行”
然而，與受審者家人的看法相比，德國人對納粹統治曆史的反思在這幾十年中，已經曆了深刻的變化。
“我相信，重要的一點是：要讓國外看到，德國人沒有拋棄曆史。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我相信，這對我們的國家有好處。”VVN-BDA發言人烏爾裏希·桑德說。烏爾裏希1941年出生在漢堡，曾在1958年參與創建紀念反納粹組織“白玫瑰”的青年團體。
法蘭克福審判開始時，他隻有22歲。此前，與他年齡相仿的那一代德國人對納粹統治或因年紀太小而沒有印象，或因二戰時尚未出生而一無所知。法蘭克福審判則第一次讓他們遭受了巨大的精神衝擊——首先是不知所措，繼而是羞恥，接著是強烈的憤怒。
被壓抑的情緒終於在1968年學生運動中爆發。在西德，納粹德國的曆史及其殘餘勢力是學生運動的攻擊目標。學生們驚訝地發現，原來還有數量頗多的納粹分子成為漏網之魚，相對安穩地度過了1950年代。
於是，這群被後世稱作“68一代”的年輕人迫不及待地打破沉默，要求對父輩的納粹曆史進行清算，試圖以此來擺脫上一代留下的不堪重負的曆史恥辱。
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是，1968年11月7日，大庭廣眾之下，女大學生貝阿特·克拉斯菲爾德高喊了一句，“納粹！滾！”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時任西德總理庫特·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1969年初，西德總統呂布克因在一個設計過集中營的建築公司工作過，還曾在一張設計圖上簽字，因此受到輿論攻擊匆匆下台。
1979年，美國電視係列片《大屠殺》被德國電視一台的三個頻道轉播，成為德國媒體和社會以坦誠和開放的態度對待納粹曆史的重要標誌。
當時的一項問卷調查表明，《大屠殺》播放後，大部分德國人對納粹所犯的罪行，以及追訴時效問題都有了新的認識和觀點轉變：播放前，51%的人讚成1979年後取消對納粹罪犯的追訴，播放後，讚成者的比例下降到35%，反對者則由15%增加到39%。而且，自此以後，德國領導人在重大紀念活動中代表國家向受害者表達懺悔，幾成“規定動作”——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兩德統一後的首位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也算得上“68一代”。此前，他始終認為納粹在二戰中的所作所為剛過去不久，人們根本無法從曆史的角度看待它。但在旁聽了法蘭克福審判後，他改變了看法。
1995年6月，科爾在以色列訪問期間，在以色列的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雙膝下跪，重申國家的道歉，也成為繼勃蘭特1970年在華沙猶太人遇難者紀念碑前“驚世一跪”後，第二位下跪懺悔的德國總理。
而在科爾執政時期，1994年，德國議會還通過了《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製了納粹的死灰複燃。第二年，德國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戰爭紀念館和大屠殺紀念碑，供民眾參觀，並舉行悼念活動。
在官方機構層麵，除了路德維希堡納粹罪行調查中心，德國憲法保衛局作為“防止極端主義上台”而存在的機構，早在1950年就宣告成立。它是德國負責國內安全情報工作的部門，一項重要的職能是監控各種極端主義派別並向警方和檢察院提供相關信息。
據西蒙·維森塔爾中心估計，目前在世並生活在德國的納粹罪犯還有60人，其中一部分被懷疑擔任過納粹死亡集中營的警衛，或是曾負責大規模殺戮的敢死隊成員。
“不幸的是，很少有人為他們犯下的罪行付出代價。”該中心耶路撒冷分支主管埃弗萊姆·祖洛夫說，“時間的流逝不會減少罪行。”今年7月，西蒙·維森塔爾中心在柏林、漢堡、科隆等德國城市，發起了海報宣傳活動，甚至懸賞2.5萬歐元，尋求證據指證那些逃避司法的納粹罪犯。
貼在街頭的2000多張海報上，印著一張通往奧斯維辛集中營鐵路的黑白照片，上麵用德語寫著：“晚了，但還不算太遲。數以百萬計的無辜者被納粹戰犯謀殺，而罪犯自由地活著。幫助我們找到他們，送去法院。”（田小雪 方澍晨/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