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勇安：自1999年大擴招後，幾百所的民辦高校異軍突起，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主力軍。有數據顯示，從2000年至2007年的8年大擴招中，平均每年央屬院校擴招6.7萬、地方院校擴招222.9萬、民辦院校擴招115.6萬，三類院校的擴招比例為2：65：33。這又一次的驗證了《綱要》中“民辦教育是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增長點” 的論斷。
我的第二次委托管理發生於2013年，我接手了國內知名民營企業——明道酒店投資集團舉辦的三亞城市職業學院。這一次托管，純屬是陰差陽錯瞎撞上的。成立於2001年的三亞城市職業學院是三亞市第一所高校，2008年明道集團成為第三任舉辦者。其實，明道集團隻接手了一個辦學許可證。具有教育家情懷的董事長劉曉峰，投資4.13億元征地、建校舍。2011年3月，新校園竣工結束了學校11年租校舍的漂泊生涯。校園有了，學生沒了。因為，伴隨著高等教育學齡人口的快速下降，高職院校生源急劇下降，學院的“招生辦”變為“找生辦”甚至成了“買生辦”，加之13年沒有通過教育部合格評估，期間又被教育部亮過黃牌，這更是雪上加霜。學院辦學規模才800多人，年招生才300人左右。全年收費380萬元，而年度支出卻高達1260萬元。雖然每年明道集團不差錢地投入，可是沒學生還成學校嗎？
2012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明道集團董事長劉曉峰，我深深地被他搭錢辦學的教育情懷所打動。2013年春節前，我派出學院的教育谘詢公司，免費為三亞城市職業學院進行診斷和提供治理方案。說起來，我的工作到此就算“完活了”，但劉曉鋒董事長希望能派人指導方案的實施。春節過後我就派出副院長張振筍遠赴三亞，指導三亞城市職業學院的管理改革。一個月後發現有許多措施沒人做，即使有人做，也是敷衍了事。我就又接著派出了教務處長和係主任等項目團隊，再赴三亞，效果還是不顯著。而此時離教育部合格評估僅剩下兩個多月時間了，無奈，8月底，連我的常務副院長曹然彬也加盟進了“遠征軍”。開始是做“診斷谘詢”卻轉為了“現場指導”，再後來變成了“學校領導”，本來是“坐堂行醫的”卻成了“開辦醫院的”。這一切努力總算是沒白費， 2013年12月6日，學院首次通過了教育部評估，這對絕大多數高職院校屬於常規性的“體檢”，但對三亞城市職業學院卻是通過了“生死線”。三亞城市職業學院重新又站到了一個新起點上。2013年11月5日我們簽定了委托管理協議。
我是一個不願意“重複昨天故事”的人。1998年我的委托管理成為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的案例後，我在這所被稱為中國最高的講台上已站了16個年頭了。這些年來，記不清有多少人請我托管學校，我都婉言謝絕了。我深知教育是需要錢，但錢不是關鍵，文化認同的人是決定性因素！可我哪有那麼多的人啊，尤其是合格團隊的輸出。所以，為了不掃朋友們的興，我於2006年成立了一個“教育谘詢公司”，為同仁們舉辦的民辦學校做“診斷谘詢”。這第二次委托管理，正像人們調侃的那樣：“炒股成了股東——套上了，炒房成了房東——賠上了”。我這是“谘詢成了校董——搭上了”。
《管理觀察》：第三次托管的主要做法？
曹勇安：我的第三次托管，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剛發表，我們市的甘南縣就主動找上門來，讓我來托管縣的職業教育。我所知的甘南縣職業教育中心的辦學在我市屬於上乘，我前兩次托管的都是不行的教育機構。俗話說“好孩子哪有往廟上送的？”我當時真有些疑惑不解。後來在與縣委書記梁光、縣長李韜放的交流中不僅釋疑解惑，同時也令我對他們肅然起敬。我與70後的李韜放縣長相識於我們的市委黨校，他出身教育世家，時任市委黨校的教學副校長，我是市委黨校具有十年教齡的“老資格”兼職教授，我們很談得來。梁光書記雖然是初識，從他的經曆中你就能找到他對教育深邃認識的源泉，他在中學當過6年物理教師，除在基層任過縣長、區委書記外，關鍵是還當過齊齊哈爾市委、市政府信訪局的局長，比較了解群眾的需求和興奮點。他們介紹說：縣委、縣政府在學習領會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中深刻地感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已從“基礎性”升級到“決定性” ，這一理論的提升必然促使經濟體製改革的升級，我們縣域經濟的發展要緊緊抓住中國經濟“三期疊加”的機遇。縣委、縣政府準備在貫徹落實《決定》“加快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加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力度”的方麵，先從政府購買職業教育入手。因為辦好職業教育，既是惠及民生的實事，也是助力經濟社會發展的大事。同時，政府也要從教育服務的“提供者”向“采購者”轉變；財政變“養人”為“養事”；職教中心校從“生產單位”向“經營單位”轉變；教師從“身份管理”向“崗位管理”轉變……，他們一係列的理論闡釋和專業術語，令我刮目相待這兩位縣官。他們從事業單位改革與教育改革的係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出發考慮，最後說：我們感到從您所創辦的齊齊哈爾工程學院購買教育服務最合適。我說你們把我要說的話都說了，我已無話可說。從內心來講，我托管的三亞城市職業學院剛剛度過“危險期”，哪有那能耐再托管一個縣的職業教育？可話講到這個份上就由不得你了。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學校名稱、建製不變；人員身份不變；原投資渠道不變；辦學經費隻增不減”的基礎上，我們於2014年2月17日正式簽定了《委托管理協議》。這大概是全國第一個地方政府購買職業教育服務的事例。雖然壓力不小，但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們的基層有象甘南縣這樣認識和實幹的帶頭人，是國家之幸、民族之幸、教育之幸。
三次的委托管理也引發我的一些思考，什麼是人民滿意的教育？怎麼辦出人民滿意的教育？我認為，伴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人民對教育的滿意度正在從量變不斷地轉為質變，發生著“階段性”的跳躍。依據事物發展三階段，即：稀缺資源階段、選擇資源階段、個性化階段的規律，從這樣一個邏輯出發，人民滿意的教育也對應有三個層次：稀缺資源階段是第一個層次，核心是解決“上學難”實現“好上學”。通過擴大辦學規模來滿足需要——沒有錢不行；選擇資源階段是第二個層次——核心是上好學，這是對教育質量的訴求，跟錢不搭界，是教育自身的問題——不改革不行；個性化階段是第三個層次——核心是學辦好，滿足社會用才和個人成才兩方麵的個性化需求。與錢沒關係，根本是要辦出特色——不融入市場不行。特色是效益顯像狀態。其社會效益是，人才培養與社會需要相匹配；其經濟效益是，使有限的投入得到有效的利用，即：投入產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