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幻滅：一個記者的反問
特別報道
作者：Christa Case Bryant
在BBC實習時，阿納塔西婭·楚科夫斯卡婭的偶像是記者安娜·玻麗特科夫斯卡婭，後者以揭露政府踐踏人權而著稱。2006年的一天，玻麗特科夫斯卡婭女士死於一起明顯的雇凶殺人事件。深受震動的楚科夫斯卡婭退出了政治新聞界，在Elle雜誌找了份慈善募捐的工作。“這兒的人們不需要真相，”她說，“我何必為了他們不在乎的事賠上自己的性命？”
工作和學習期間，她身邊的同齡人談論的無非是子女、明星、愛情、時尚——除了政治什麼都談。在她看來，這正是傳統俄羅斯人最愛的家長式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那場淒涼的自由民主實驗後重掌大局的跡象。這名年輕的記者鮮明地反對以犧牲自由為代價的穩定。她的桀驁或許源於小時候在美國度過的六年，或許和她卓爾不群的祖輩有關——她的兩位祖父：兒童文學家科爾尼·楚科夫斯基（1882—1969）和作曲家德米特裏·肖斯塔科維奇（1906—1975）畢生都在和蘇維埃政權纏鬥。
21歲的楚科夫斯卡婭是Cosomopolitan雜誌的特約自由撰稿人。她的研究方向是宗教對人的影響，“我被我聽到的東西震驚了，”她說，“很多俄羅斯人認為，君權神授，如果普京當權，他的權力也是神授予的……這太野蠻了。”
在一個習慣了強者領導和家長式政府的社會裏，國家政治形勢穩定、經濟複蘇讓大多數人心安，但批評家卻提醒人們注意，“普京關心的是形象、外表，但這兒沒有製衡、問責機製，也沒有有分量的反對派，”莫斯科卡內基中心自由派政治分析家瑪莎·利普曼評論道，“政府在操縱上是狡猾的老手。”
俄羅斯的確有很多看似民主的陷阱：有著眾多黨派、候選人和參選人的選舉、國家和地區議會、公民社會代表團體、抨擊政府的媒體等等。但普京和梅德韋傑夫在克裏姆林宮的二人轉還是引起了討論。政黨進入國家杜馬或議會所需的投票比例從3%提高到了7%，議員由所在各自政黨內定，地方官員由總統直接提名……而幾乎沒有媒體願意或能夠揭露政府的這些偷梁換柱的行為。
“普京確實在民主之路上倒行逆施，越來越獨裁，”安傑伊·佐洛托夫，國家資助的英語雜誌《俄羅斯人物評論》編輯說道，“但西方也低估了穩定的重要性。”
對於許多俄羅斯人來說，十年前令人難以啟齒的日常生活還曆曆在目：特工的妻子們不得不打工支持丈夫的工作；教師們課餘靠做清潔工維持收支平衡；運白糖的青年卡車司機熬夜加班，為了第二天能占到好位置買到一點兒糖；衣著寒酸的商人們三三兩兩地在公司裏吃飯；少年們眼看著朋友們——甚至自己——死於毒品或是武裝匪幫。現在，街上安全了，工資高了，超市裏的商品也豐富了，但政治市場上可挑選的餘地很有限：“美國太棒了，你能選克林頓或者奧巴馬或者……那誰來著？麥凱恩，”楚科夫斯卡婭飽含深情地說著，“就像去超市買蘋果，三種裏挑一種。在我們這兒，哼。隻有一個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