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敢斷言，這樣的原則已經存在於教學和學校之中。追隨盧梭思想的某些教師確實已經確立了尊重兒童自由的原則，也表達了他們對此的願望，但對於“自由”的真實含義，專業教育者尚未知悉。他們以為的自由，通常是人們反抗奴隸製時所爭取的自由。從一個更高的層次上說，自由從來都是有限的，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漸進的階梯——局部的自由，即一個國家、一個階層的自由，或者是一種思維模式的自由。
即使是那種片麵的自由理念也給教育學帶來了普遍的啟示：在教育學生之前先要研究他們，允許其天性，比如模糊而難以表達的直覺，自然地流露。雖然迄今為止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但它卻是至關重要的！
任何人聲稱當今學校中的教育自由原則是有效的，都會讓我們忍俊不禁：那就好比兒童盯著鑲嵌在匣子裏的蝴蝶標本，卻非說它是活的，就要展翅飛翔一樣荒謬！
教育學仍然彌漫著奴隸原則，因此，學校也滲透著奴隸原則——固定的桌椅就是壓迫的證據之一。
早期的唯物主義教育者所犯下的一個顯而易見的錯誤，就是他們在利用零星的“科學之石”重建學校的斷壁殘垣時，栽了不少跟頭。從前，學校給孩子們配置的是幾個人坐在一起的長條凳。之後，“科學”出現了，改進了條凳。人類學的一切發現都用在了這一改進工作上——孩子的年齡與四肢的長度，決定了座位的標準高度；課桌與椅子之間的距離是通過精確計算的，確保孩子不會駝背；最後，課桌是相互隔開的，寬度是如此精確，以至於孩子剛好能勉強坐下，卻無法左右挪動，或是靠近他們的鄰座。這樣的課桌構造，使得教師遠遠地就能將孩子的一舉一動盡收眼底。這些設計背後隱含的目的是阻止教室內“不文明行為”的發生，哪怕是幼兒園的孩子也不可以！
在一個視性道德教育為洪水猛獸、怕這樣的教育會有損清譽的社會，謹慎至此，我們還能說什麼？甚至，就連科學也屈從於這種偽善，來建造機器似的課桌——科學使得課桌椅如此“完美”，能確保孩子乖乖地待在座位上；更有甚者，如果你喜歡的話，還能讓他們一動不動。一切的安排，都是為了將孩子牢牢地釘在座位上，讓他們被迫保持一種被人認為有助於健康的姿勢。我們發現，椅子、腳凳、課桌的排列，使得孩子根本沒法站起來。當把椅子豎起來、桌麵掀上去、腳凳翻過來，他們就剛好能站直了。
這便是課桌逐漸“進化”的方向。所有號稱“科學教育學”的流派，都設計了一張“科學課桌”模型。許多國家甚至還以他們的“國桌（national desk）”為驕傲，各種改良版課桌為他們贏得了不少專利和獎項。
眾多學科無疑為課桌的製造做出了貢獻：人類學提供了兒童身體測量方法，描述了各個年齡段的自然特征；生理學解釋了兒童的肌肉運動原理；心理學則闡釋了早熟和本能的扭曲。最值一提的是，兒童衛生學則致力於防止脊柱彎曲。
這些課桌的確設計科學，其構造也體現了對孩子的人類學研究成果。
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將科學刻板地應用於學校的生動例子。
20世紀的前20年，各個學科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進步，但如此多的兒童衛生學、人類學及社會學學家，都未能揭露課桌的基本錯誤，實在令人費解。
但在不久的將來，所有國家都將改變這種態度，重新關注兒童的福祉。
那時，人們將會驚奇地用手撫摩著這些課桌模型，或是看著課桌的圖片，了解這些課桌的構造，並對此感到難以置信——這些課桌竟然是為了防止孩子脊柱彎曲而設計的！
這些桌椅的發明，意味著孩子們麵對的是這樣的管理體製：即便天生健壯挺拔，也能讓他們變得卑躬屈膝！脊柱，是生理上最原始、最基礎、最古老的骨骼組成部分，也是我們身體最穩固、最堅強的部位。從原始人到文明人，無論是在沙漠裏跟獅子激烈搏鬥時，還是在獵捕猛獁象時，或是采掘石塊、彎腰鑄鐵、開疆拓土時，脊柱都承受住了艱苦卓絕的考驗，然而，卻難以抵禦學校套上的枷鎖！
難以理解，號稱“科學”的東西，居然被用來改良奴役孩子的工具，絲毫沒有受到創建自由社會的思想和運動的啟蒙。
社會自由的趨勢十分明顯，已經滲透到每個人的身上：食不果腹的工人要求的不是滋補品，而隻是能讓自己吃得好點的經濟收入而已；每天必須長時間彎腰勞作而容易罹患疝氣的礦工，需要的不是腹部支架，而是工作時間短一些，工作條件好一些，能像其他人一樣健康地活著。
而在這樣的社會發展趨勢下，我們卻發現兒童在如此不健康的環境中學習，以至於脊柱也變形了。而我們對此悲慘現狀的回應卻是——整形椅。
這好比給礦工裝上一個腹部支架，或者給饑腸轆轆的工人吃滋補品一樣。
前一陣子，一位女士以為我讚同學校所有的“科學革新”，誌得意滿地向我展示她為學生發明的支架——那是個改進課桌保護功能的支架，並征求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