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教育學的基本要求必然是：學校要允許孩子自由發展。這種自由要允許孩子展露個性，發展天性。想要從學生的個體研究中建立新的教育體係，就必須對自由兒童而不是受壓迫的兒童加以觀察和研究。
要開創科學的教育方法，就不能因循守舊，必須另辟蹊徑。
學校的轉變必須與教師培訓同步進行。要讓教師掌握觀察法和實驗法，就得讓他們能夠在學校開展觀察和實驗。
因此，科學教育學的基本要求必然是：學校要允許孩子自由發展。這種自由要允許孩子展露個性，發展天性。想要從學生的個體研究中建立新的教育體係，就必須對自由兒童而不是受壓迫的兒童加以觀察和研究。
期待在人類學和實驗心理學的幫助下，新教育體係能從學校考試中產生，注定是枉然的。
實驗科學的每個分支都是經由各自獨特的研究方法的應用而產生的。
例如，細菌學產生自細菌的隔離與培養。犯罪學、醫學、教育人類學分別起源於人類學方法在罪犯、精神病患、診所的病人、學生等各類人群中的應用。實驗心理學則需要從準確描述實驗操作技術開始。
總之，界定實驗方法、技術十分重要，然後是具體操作，之後再等待實驗結果。開展這類科學研究之前，對最終結果不能帶有任何先入之見，而是等待實驗結果自然地顯現出來。例如，我們想要對兒童智力與大腦發育的相關性進行科學研究，在測試學生的大腦時，就不能考慮被測學生的智力高低，以預防我們的研究結果在無意識中受到頭腦中預見的幹擾，即“越聰明的孩子，大腦發育越完善”。
在實驗過程中，實驗者必須摒棄一切預設之見。即便這些想法是實驗者所處的特定文化與社會背景的產物。
相應地，如果我們想要實施教育實驗，就不能依賴與之相關聯的其他科學方法，如衛生學、人類學及心理學。必須解放我們的思想，以便教育實驗在繼續尋求其特有的真理的過程中，不會受到妨礙。
因此，我們的實驗就不能從兒童心理學的任何固有理念開始，而應從能帶給兒童自由的項目開始。這樣，我們才能通過觀察孩子的自發表現，獲得真正科學的兒童心理學。這樣的項目中很可能蘊含著巨大的驚喜，有待我們去發現。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如何確立適合實驗教育學的獨特方法？這不能是其他實驗科學采用的方法。既然科學教育學與衛生學、人類學和心理學具有某種程度的聯係，也得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上述三門學科的技術方法，但這些“拿來”的方法隻局限於受教育個體研究的細節層麵。這些學科的方法與教育學的方法具有相似性，卻又迥然不同，故而隻能在教學中起到輔助作用。
接下來的這個研究既與實驗教學中采用的方法有關，又是我在幼兒學校親身經曆的成果。
事實上，我要呈現給大家的隻是對一種新教育體係的簡要介紹。這是我在3～6歲兒童中采用的方法，但我相信在他們身上獲得的驚人效果，將會對後續的深入研究大有幫助。
雖然我們的教育體係獲得了巨大成功，但仍不夠完善。不過，它已經構成了一個可供幼兒園和小學一年級使用的有機整體。
如果說現有的工作是兩年實踐的成果，或許不夠確切。我即將描述的所有發現，如果僅靠我個人近年來的努力，是不可能獲得的。
“兒童之家”采用的教育體係，有著更為悠久的曆史淵源。雖說我跟正常兒童打交道的時間還不長，但這種教育體係源自對特殊兒童的教育經曆。
因此，它是我經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思考的結果。
大約10年前，作為羅馬大學精神病診所的醫生助理，我有機會出入精神病院，研究那些被選定為臨床教學案例的病患。正因如此，我開始關注住在同一家精神病院的智障兒童。那時候，醫生們十分熱衷於甲狀腺治療，從而引起了我對智障兒童的更多關注。於是，我在完成了醫學實習之後，就把注意力轉向了兒童疾病研究。
由於對智障兒童的關注，我嫻熟地掌握了愛德華·塞根（EdwardSéguin）發明的對這些不幸者的特殊教育方法，並且對當時醫生中日趨流行的教育治療法極為感興趣——那是對耳聾、癱瘓、癡呆、佝僂病等各種特殊疾病患者的教育治療。
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產生的實際收獲，就是樹立起了一種信念：要治愈這些病患，就必須將教育與醫學治療相結合，而且尤為強調物理治療法的應用。
與同事不同的是，我本能地感覺到，智力缺陷應更多地歸屬於教育學問題，而非醫學問題。用於治療和教育智障兒童的醫療教育學方法在各種大會上屢被提及。在1898年的都靈教育大會上，我提出了道德教育問題，引發了聽眾的共鳴。這個理念在醫生和小學教師中飛速傳播，引起了他們的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