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的生命不是一種抽象概念，而是存在於每個特定的人身上的。它隻有一種真正的生物學表現，那就是活生生的個體；至於教育兒童，就是主動幫助兒童的生命獲得正常發展。
一旦意識到我正管理著一所幼兒學校，我便決定對孩子們的教育開展科學研究，從而開辟出一條新道路。
其他人或多或少地將兒童研究混同於兒童教育。即便學校自身尚未受到此類研究的影響，他們也把兒童研究稱為“科學教育”。而我想要引入的新教育，是以客觀研究為基礎的，希望它能“改革學校”，直接對學生發揮作用，讓他們獲得新生。
隻要“科學”將自身局限於獲得更多有關兒童的知識上，而不嚐試解救他們，讓他們遠離那些同樣存在於學校以及整個教育係統的惡行，就不會發現任何可以被稱作“科學教育”的事物。隻要這些研究者將自己局限在提出“新問題”上，就沒有理由相信科學教育學正在孕育之中。真正的科學教育學應當給問題提供答案，而不隻是指出公立學校中存在的困難與危險，卻不管這些問題是從前不為人知的，還是屬於整個教育體係的一部分。
揭示與表現迄今未知的惡行，是衛生學和教育實驗學的任務，但這不是一種新的教學方法。
單靠兒童心理學，不可能發現決定兒童發展的天然特征和必然的心理規律，因為學校中存在著反常的環境。它們令學生厭倦或產生自我防衛，而不是讓他們展現出天生的創造性能量。
即使是“實驗心理學之父”馮特，也承認“兒童心理學尚不為人知”。
我打算在跟進他人研究的同時，也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我認為自己唯一需要謹記的便是馮特的名言：“所有的實驗心理學方法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即細致地記錄觀察所得。”
對孩子而言，還有一個必須幹預的因素，就是兒童發展研究。對此，我在堅持普適準則的同時，並不固守任何關於適齡活動的教條。
身體發育
自我小心追蹤兒童身體發育之初，就開始根據人類學的原理對其加以研究和測量。但我大幅度地簡化了測量程序，采取了一種更為簡便的方法來記錄數據。我還嚐試著激發兒童對這個測量過程的興趣。一般家庭都會定期讓孩子接受測量，同時了解同齡孩子的平均標準。其結果是，家長得以清楚地了解孩子的身體發育狀況。
我設計了一種兒童身高測量儀，上麵標示了0.50～1.50厘米的米製刻度。測量儀的平台上放著一條30厘米高的活動小凳，用於測量兒童的坐高。
（現在則建議做成雙平台的測量儀，以便一側用於測量身高，另一側用於測量坐高。）測量坐高的一側，刻度從與安放好的凳麵齊平處（30厘米高處）開始。
兩側孩子頭頂的橫杆，各有相互獨立的臥槽，因此可以同時為兩個孩子測量。這樣設計的好處在於，節省了移動和安放坐凳的時間，同時也省去了換算成米製刻度的麻煩。
在身高測量儀的幫助下，我決定每月為孩子們測量一次坐高和身高。
為了盡量準確地測量孩子的發育狀況，也為了方便我的研究，我規定：同一個孩子的身高和坐高，應當在每個月相對應的同一天測量。
孩子的體重應當每周測量一次，兩台體重計就放在浴室旁邊的更衣室裏。孩子脫好衣服，就先稱重，再洗澡。孩子出生在星期幾，每次稱重就放在星期幾。這樣，如果是50個孩子的班級，他們的洗澡時間就分散在了每周不同的日子裏——每天都有5～7個孩子洗澡。事實上，每周洗一次澡已經是個不小的難題，做這些設想是有必要的。然而，既然我計劃每周給孩子洗澡，就已經打算要對他們加以管理，並確保其按計劃執行。
我相信這些就是需要教師承擔的全部身體測量工作了，也是學校需要直接參與的全部測量項目了。
其他的測量項目應當由兒科醫生或者至少是打算專攻該領域的人員來操作，但同時我自己也在做這些測量。
由醫生來做的檢查必須是複雜的。為了協助醫生的工作，我設計了如除了用千分尺、卷尺等普通工具對身高、胸圍等進行測量外，醫生還要注意孩子的臉色、肌緊張、淋巴結、血液循環情況等。他會留意兒童是否有組織缺陷和偶發病變情況，比如佝僂病、小兒麻痹症、視力缺陷等，這些都必須詳細記錄。這樣的客觀研究，也能幫助醫生擬出呈遞給孩子父母的問題，以便完善兒童的病曆。
表格很簡單，我之所以這樣設計，為的是醫生和教師能按照此法對兒童進行觀察。這些數據是經過仔細核定的，研究也是按照適當的方式開展的，這樣大家才會尊重這些數據的價值。
我進一步建議每年給孩子做一次下列測量：頭圍、麵寬、側徑、胸圍、身高、體重、頭指數，以及其他可以展示身體狀況的細節和人類學研究要求的條目。醫生應當在孩子生日當天或孩子生日前後的一周內完成這些檢查，至多不能超過生日一個月。遵守這個規則，也可以減輕醫生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