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士子的讀書熱情與入仕路徑
蜀學經緯
作者：平楚蒼
宋太祖平蜀後，先於乾德三年（965年）在唐劍南東、西兩川之地置西川路，治益州（今成都市）；開寶六年（973年）又在唐山南東、西兩道之地置峽路（亦稱峽西路）；太平興國六年（981年）並西川路、峽路為川峽路，治益州；鹹平四年（1001年），分川峽路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總稱“川峽四路”或“四川路”。這是“四川”得名之始，以後便簡稱“四川”。
有宋一代，繼唐以後，中國古代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繼續保持著高速發展的態勢，四川社會的經濟文化在唐五代的基礎上也達到極盛階段。
宋朝統治者大多重文輕武，大倡文教，連續掀起了三次興學運動。第一次興學運動屬於“慶曆新政”的一部分，稱為“慶曆興學”。第二次興學運動則屬於王安石變法（即熙豐變法）的內容，謂“熙豐興學”。第三次興學運動發生在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年），被視為“崇寧興學”。後者是以好儒雅、擅書畫著稱的宋徽宗倡導的。
宋廷發起的三次興學運動，使各級官學散布蜀中。按照皇帝曆次詔令的規定，至南宋初，在今四川、重慶地區應設立州（府、軍、監）學49所，縣學172所，總計應有221所；但實際建校數大致為95所。這之中，像成都府路16州60縣，建校42所，覆蓋率約為55%；潼川府路15州52縣，建校34所，覆蓋率約為50%；像利州路在今四川地域有6州30縣，卻僅建校ll所，覆蓋率約為30%；夔州路在今重慶地區有12州30縣，建校8所，覆蓋率更是低至約19%。（參見賈大泉、周原孫：《四川通史》第四冊）這說明學校教育的發展水平，是受所在區域的文化經濟基礎製約的。南宋初年，成都成為全國教育的中心地區，學校生員達800餘人，堪稱盛極一時。崇寧年間，成都府學有校舍300楹，到南宋擴大為585楹，號稱“舉天下郡國所無有”（《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十七）。
與此相應，作為私學的書院也在巴蜀地區獲得成熟和發展。據胡昭曦先生的考證，宋代四川書院可以確定者為27所，占當時全國書院數的4.4%，在各省中居第7位。其中北宋時四川建書院7所，南宋建20所。胡先生認為，在這27所書院中，最具影響力的當是位於成都城東的滄江書院和位於邛州蒲江（今蒲江縣）的鶴山書院。（參見胡昭曦：《四川書院的發展與改製》，《中華文化論壇》2000年第3期）據明正德《四川總誌》記載，中國古代最早的書院，是在唐貞元九年（793年）於今四川遂寧市西南書台山下建立的張九宗書院。不過，它與宋代四川那種學者聚眾講學治學授徒的性質，還有相當的距離。
據賈大泉、周原孫兩先生的研究，宋初，四川士子雖讀書好學，但淡泊名利，多不求仕進，輕視科舉。《宋朝事實類苑》卷五十七載，在太宗、真宗時期，蜀中士子“不事舉業，迨十五年，無一預解名者”。為了改變這種局麵，宋廷對四川士子采取了一係列優待、鼓勵政策，如為舉子入京參加省試、殿試提供往來食宿費用；未如期應考者，準予補試；放寬對舉子解試的名額……南宋時，四川除可以舉放解試外，還舉行“類省試”——這是朝廷將禮部的省試下放給四川宣撫司主持（後改為製置司主持）。這實際是朝廷對四川舉子的又一項優待政策。它省去了原來必須在京師參加省試這一環節，從而給路途險遠、處在抗金前線的廣大四川士子極大的便利。南宋初，朝廷對四川參加“特奏名試”的舉人，亦特許在川單獨舉行考試，由四川宣撫司組織，試時務策一篇；合格者，分別賜“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等。考試題目簡單，錄取率高（宋寧宗以前為2取l，後改為3取1），待遇優渥，而且就地考試，不必長途跋涉入京。這自然使得四川舉子對朝廷感恩戴德了。據清嘉慶《四川通誌》載，僅紹興二年（1132年），四川經特奏名試合格而入仕者即達158人之多。（參見蕭源錦：《狀元史話》）
在朝廷的優待政策鼓勵下，四川士子逐漸放棄了以“靜退相高”的架子，終被皇帝隆恩降服，從而以前赴後繼、摩肩接踵之勢，在四川掀起科舉入仕的大潮。
據嘉慶《四川通誌》的記載統計，兩宋之際，四川士子參加科舉考試而進士及第者高達3992人，其中北宋為1413人，南宋2579人。有宋一代，正規的進士及第者59598人，四川及第者對此的占有率為6.7%。就四川各地進士及第情況來看，兩宋之際以潼川府路為最多，達1916人，約占全蜀進士及第總數的48%；其次為成都府路，為1771人，約占總數的44.36%。就成都府路各府、州情況看，其中成都府為689人，約占四川及第總數的17.26%；三蘇故裏眉州僅次之，為599人，約占總數的15%；其他州及第者則均在兩位數或兩位數以下。他如黎州（治漢源），終宋一代竟無一人進士及第。（參見賈大泉、周原孫：《四川通史》第四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