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德獻書”雜論
史壇縱論
作者：何俊華
西漢武帝時期的“劉德獻書”，是在中國文化遭到重大浩劫之後所做的一件恢複中國文化的很重要的事情。劉德對古籍的整理與獻書朝廷，對中國古代文化整理、傳承、弘揚，意義重大，功不可沒。然而，封建時代的專製與權力之爭，扼殺了“劉德獻書”的意義，這是中國文化的巨大損失。
一、“劉德獻書”的背景
“劉德獻書”首先是與中國文化典籍在當時遭到重大浩劫有關係。
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但是，必須承認，我們現在所知道和了解的中國古代曆史，其實是有嚴重缺失的。這是因為兩方麵的原因：一是記載不完整；二是戰亂和統治者為統一思想的“焚書”，遺失了很多資料。
秦統一後，為實現思想統一，在文化上采取了嚴酷的政策：一是文字劃一；二是除官家藏書、秦國史書和醫藥、算卦、農業類書外，所有的《詩》《書》、百家語和史書一律燒掉，有敢談論《詩》《書》的殺頭；三是禁止私人辦學等。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許多古代的文獻資料被湮沒了。《隋書》就這樣評論說：“秦政奮豺狼之心，剗先代之跡，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為師，製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1]
“劉德獻書”其次是與西漢統治者對先秦文化的恢複、保護政策有關。
西漢諸帝對先秦文化的恢複、保護，對西漢時期的文化建設是卓有成效的。西漢王朝的建立者劉邦雖然號稱不讀書，但是他“善將將”。蕭何進入鹹陽首先接管了秦王朝的地圖、簿籍、律令等圖書。之後的漢惠帝廢除了秦朝的挾書之律；漢文帝找到了老儒生伏生，依靠他的記憶恢複了很多先秦典籍。
到漢武帝時，他認識到光靠嚴厲的法製，沒有德行的教育，國家難以長治久安。於是，依從大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實行忠君愛民的孔孟之道。然而“三代之書”燔煬殆盡，讀書之人屬鳳毛麟角，恢複儒術教育談何容易。
就是在這個時候，河間獻王劉德應時而起，倡導弘儒，“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2]。劉德為王26載，始終沒有卷入諸王爭權的政治漩渦，而將其畢生精力投入對中國文化古籍的收集與整理，從而促成漢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3]的壯舉。
二、劉德對古籍的整理和貢獻
史載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4]他感於漢景帝時發生的七國之亂、儲位之爭，認為儒道衰微、道德淪喪，於是在封地河間（今河北獻縣東南）搜集佚書，修興禮樂，以期通過彙集並研究儒家典籍來振興儒學。
如前所述，劉德每得一本好書，就令人抄寫一份送給原來的藏書主人，而將真本留下，並賜給獻書者金帛。於是四麵八方學問之士紛紛前來獻書。所獻之書，有《詩》《左傳》《周官》《禮記》等多達幾十種。劉德在河間封國內修建規模宏大的日華宮，內設二十餘處館舍，專以招待四方飽學之士。齊、魯、燕、趙、代、魏等地的儒者數百人聚集於此，夜以繼日地梳理、校勘搜集來的儒家典籍。於是，劉德收集和整理的書籍經典與朝廷所收藏數量不相上下，且不乏精品、孤本。
劉德整理古籍的態度極為嚴謹，對所得殘缺不全、字異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組織群儒研討辨析，勘誤訂正，精心校理成冊。
在劉德所聚集的諸儒中，不乏對儒家經典研究頗深的大學者，例如毛萇和貫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現今留傳後世的影響很大的《毛詩》和《左傳》，就是因為他們而廣為傳布的。當然，這首先應是劉德之功績。
所謂“毛詩”，乃是對中國第一部詩總集《詩經》的講解與傳授。《詩經》從大約公元前6世紀編定成書到如今，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是中國詩歌的光輝起點。至西漢時，研究講習《詩》者，有齊人轅固、魯人申培、燕人韓嬰、魯人毛亨。毛亨著《毛詩故訓傳》，據說傳授給毛萇。毛萇被劉德招為博士後，《毛詩故訓傳》遂為劉德所得。三國至宋，齊、魯、韓三詩相繼失傳，唯當年劉德建君子館作為毛萇傳經之所，以至魏晉以後天下通行《毛詩》，滋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學士。由此看來，《詩經》得以流傳至今，劉德功莫大焉。
《左傳》相傳為春秋時左丘明所著，是我國古代一部史學和文學著作。漢初政治家賈誼少年時就跟著荀況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張蒼學習《春秋左氏傳》，後來還作過《左傳》的注釋，但失傳了。賈誼將《左傳》授予趙國人貫長卿，人稱之為貫公。貫公被劉德招為博士，隨後將《左傳》係統加工整理、校核解釋，才成為今古名篇。
據史書記載，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極大影響，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本全麵闡述儒家音樂理論的著作——《禮記》中的《樂記》，就是在劉德的主持下完成並提供給社會的。
關於《樂記》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到現在為止沒有定論。《樂記》的作者，曆來有三種說法：一是《樂記》為戰國時期孔子的再傳弟子公孫尼子所作；二是漢武帝時的河間獻王劉德與毛生等所著；三是漢儒采用先秦諸家有關音樂的言論編纂而成。雖然關於《樂記》的作者及成書年代迄今尚未定論，但無論是哪種說法，都沒有否認：根據現在的資料，隻能確認《樂記》是在漢武帝時代才被人們所知曉並流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