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遠古樂舞看藏彝走廊民族同源性
藝術長廊
作者：沈博 幸曉峰
通過藝術考古資料研究史前文化，具有較強的可信度。藝術品是史前人類留下的珍貴遺存，世界不同民族文化在原始藝術中留下了各民族生產、生活的真實寫照，留下了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生產生活等精神與物質相互聯係的深刻內涵。
近年來，關於藏彝走廊地區藏緬語民族起源，“民族史學界普遍的看法，是西北地區河湟一帶，認為曆史上由河湟地區南下的古羌人是構成今天分布於藏彝走廊地區藏緬語民族的一個共同起源。”[1]出土與我國西部地區的藝術考古文物與古文獻記載的雙重印證，記錄了藏羌彝走廊民族藝術的同源性。我們可以列舉7條考古資料：
1975年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馬家窯類型墓葬中出土彩陶盆。[2]陶盆內壁繪：5人牽手共3組，繞盆底一周跳圓圈舞，中間以弧線紋和葉紋隔開。
1995年青海省宗日遺址挖掘出土隨葬品中又有一件“舞蹈彩陶盆”，盆內壁繪13人連臂舞蹈人2組，中間以水蟲紋飾隔開。宗日遺址是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是馬家窯文化最靠西部的一處遺址，“宗日”在藏語中的意思是“人群聚集的地方”。[3]
另有類似的舞蹈圖像彩陶盆在馬家窯遺址發現多件，水城《人物舞蹈紋盆、鍋莊及其他》一文列舉其他3件彩陶盆舞蹈圖像並作了詳細釋讀。[4]圖像中分別為5人、11人連臂舞蹈和上女舞者9人、下男舞者9人，共18人舞蹈圖像。每件彩陶盆上的構圖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成組舞者圍成一個圓圈，舞者的兩側用相向的幾條弧線紋隔開，間隔處繪有“單葉紋”或“水蟲”圖案，十分醒目。
另有一件彩陶壺上的持璧舞蹈圖，也很值得考釋。2005年11月中國彩陶文化甘肅彩陶網藏品欄目介紹了一件由王新樹收藏的彩陶壺，收藏者將它命名為“舞蹈彩陶壺”。彩陶上有兩組舞蹈圖案，其中一組為兩人聯袂舞，另一組為三人聯袂舞蹈，舞者形態、舞姿與其他舞蹈圖像相同，釋讀為舞蹈圖應該沒有錯。特別有意思的是，兩組舞蹈人之間也是用相向的弧紋隔開，間隔處繪“水蟲”。“水蟲”比宗日彩陶上臂的“水蟲”更加複雜，更加人性化，用黑彩繪出兩條彎曲朝下的手臂，兩手持物，所持器物紋飾明白無誤，當為兩件“璧紋”，可釋為“水蟲”雙手“持璧”，生動地再現了聯袂“舞蹈人”及伴奏的“樂手”。這幅彩陶壺上圖案的裝飾方法、部位、繪圖方法，與青海大通、宗日遺址出土的舞蹈圖盆基本相同，舞蹈人的姿態和隊列也一樣，隻是人數不等。儀式的隊列是環形圈舞，樂手是兩個持璧的水蟲和另外兩隻暢遊的水蟲或魚紋，兩側有呈橢圓形的魚網紋；舞蹈者是蟬形立人，手牽著手，舞人的兩側有水波紋，也可示意聲波的傳遞。整幅圖畫以豐富的物象表現了遠古人類對漁獵獲得好收成的歡快和祈盼。“持璧紋”的出現，增加了音樂意義，使該圖成為一幅極為難得的表現“原始樂舞儀式”的圖案；而“璧紋”出現在舞蹈圖像上，對於考證“璧”的使用方法和音樂意義，也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在馬家窯文化宗日遺址、齊家文化皇娘娘台、喇家文化遺址出土多組玉石璧，玉門火燒溝遺址還出土了石槌和塤。整體構圖的主題可以表述為：樂舞儀式表現了遠古人類生產、生活中的場景。
借用藝術圖像研究古代藝術品，是考古學、曆史學、藝術學等學科研究常常采用的方法。19世紀圖像學美國學者E·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 ）的《視覺藝術的意義》[5]一書，對圖像學的基本理論作了係統論述，創立了西方藝術史研究新的方法論。帕氏從三個層次解釋圖像的意義：即解釋圖像的自然意義；發現和解釋藝術圖像的傳統意義和特定主題；通過圖像解釋，還原藝術家創作凝聚在藝術作品中的本質意義和內容，可以包括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宗教、哲學等等，我們通常稱其為象征意義。我國學術界更傾向於研究圖像的象征意義，“（發現和解釋）圖像在各個文化體係和文明中的形成、變化及其所表現和暗示出來的思想觀念。”[6]在這方麵，我國考古學界積累了豐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