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答辭是：“這項榮譽，我個人不配領受，今天，我來接受這個獎項，是代表世界上的窮人、病人和孤獨的人。”所以，把這筆巨額獎金全部用來為窮人和受苦受難的人們辦事，這對她來說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一向克己的她還向諾貝爾委員會請求取消照例要舉行的授獎宴會。諾貝爾委員會當然答應了這一請求，並且把省下來的7100美元贈予了她領導的仁愛會。與此同時，瑞典全國掀起了向仁愛會捐款的熱潮。自此以後，她的事業得到了全世界越來越多的支持。
1964年，羅馬教皇贈給她一輛白色林肯牌轎車，她將車作為抽彩義賣獎品，用所得款項建了一座麻風病醫院；1992年，美國哥倫布騎士團將“喜樂與希望”獎牌授予她，獲獎後她立即打聽在哪裏可以出售獎牌，以便將出售所得和獎金一起交給修女會，用於救助窮人的事業。
特蕾莎1910年生於南斯拉夫境內的一個阿爾巴尼亞族農家，她的家鄉至今還為貧窮、混亂和民族矛盾所困擾。貧窮和戰爭促使她小小年紀就開始思索人生。12歲時，她意識到自己的天職是幫助窮人，從此就決定了她被稱為“活聖人”的一生。17歲時，她到愛爾蘭的勞萊德修女院學習，隨後到印度受訓，結業後在加爾各答修會辦的馬利亞女校教授地理和曆史。
加爾各答的貧民窟又多又髒，在世界大城市中是出了名的，以致被印度總理尼赫魯稱為“噩夢之城”。特蕾莎所住的修道院就位於其中最窮最髒的地區。在這位女子學校和修道院高牆內過著優雅的歐式生活的女子看來，周圍那個淒慘破敗、可怕肮髒的環境，那些瘦骨嶙峋、皮膚黝黑、衣不蔽體、臭氣熏人的乞丐、孤兒、老人、病人和窮漢，不但不應逃避，而且不能漠視；不但不能漠視，而且必須幫助；不但必須幫助，而且值得去愛！
於是，出於對受苦受難者的愛。出於幫助他們的願望，她退出了勞萊德修道會，成立了一個專門無償地照顧受苦人的修道會，即仁愛傳教會。她身無分文，隻有兩名誌同道合的修女做幫手。她到一家美國醫護修女會學習醫療護理，然後向加爾各答市政府申請到一座舊神廟中的兩個房間，收治被遺棄的危重病人，給予細心的護理，讓孤苦的瀕死者在修女們的愛撫中得到臨終關懷，最後還按死者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辦理後事。這是仁愛傳教會創辦的第一個機構，被稱為“純潔之心”。隨後，她設立了一所露天學校，收容失學兒童和流浪孤兒，一麵給予教育，一麵尋找願意收養他們的人家。不久之後，她又開始關注麻風病人，這種事實上可以治愈的疾病卻一直被人們視為瘟疫，致使病人被周圍的人遺棄，心靈的折磨遠大於身體的病痛。特蕾莎為此開辦了許多麻風病人收容診療中心，多年後竟使孟加拉大城市吉大港的麻風病治愈率達到了百分之百。當艾滋病開始被人們視為洪水猛獸，一般人對病人避之不及的時候，特蕾莎又奔走於歐美各國，設立了多家艾滋病患者收容所，在醫生治療的同時，她和她的修女們則給予細致的護理。
特蕾莎從少年立誌到彌留之際，幾十年如一日地奔波操勞，身患重病時依然毫不停歇，隻是為了世界上最底層、最悲慘的窮苦人們。所以，在另一位以慈愛之心感動千百萬人的女性——英國王妃戴安娜的葬禮正吸引世人目光的時候，特蕾莎去世的噩耗傳來，引起了全世界更大的震動：在印度，成千上萬的普通百姓冒著傾盆大雨走上街頭，悼念他們敬愛的特蕾莎嬤嬤，政府宣布為她舉行國葬，全國哀悼兩天，總統為此宣布取消官方活動，總理親往加爾各答敬獻花圈、發表吊唁演說；從新加坡到英國，從新西蘭到美國，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紛紛發表講話，為這位“仁慈天使”的逝世感到悲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門發表聲明向她致敬；羅馬教廷專門舉行彌撒為她追思，菲律賓紅衣主教海梅辛稱她為“代表和平、代表犧牲、代表歡樂”的象征，印度最大的清真寺的伊斯蘭教教長布哈裏也說，她是一位“永生的偉大的聖人”！
哈佛家訓。
特蕾莎的事業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尊重人的個性、尊重人的天賦價值。
那些最孤獨的人、處境最悲慘的人得到了她真誠的關懷和悉心的照料。這種情操發自她對人的尊重，完全沒有居高施舍的姿態。她成功地彌合了富國與窮國之間的鴻溝，她以對人類尊嚴的尊重在兩者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收起你的壞脾氣。
喬妮個性獨立，脾氣異常的暴躁，情緒波動極大動輒遷怒他人。她的人際關係因此而愈來愈緊張，結果男友也難以忍受她的壞脾氣，和她分手了。
終於有一天，她覺得自己已經處於崩潰邊緣。
她打電話向她的一個朋友皮特求救。皮特向她保證：“喬妮，我知道現在對你來說是有點糟，可是隻要經過適當的指引，一切就會好轉。”
“你現在的第一件事是讓自己安靜下來，好好地享受一下寧靜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