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父親曾在上海的一家貿易行做過學徒，所以他在韓國也是靠這行起家。朝鮮戰爭結束以後，父親的生意興旺起來，那時他的照片都是意氣風發、躊躇滿誌的，而我小時候的玩具則是父親收集的派克筆。
情況在我一歲的時候發生了變化，我被診斷為小兒麻痹症。父親給了我最精心的照顧，我們的釜山鄰居都驚訝於父親怎麼舍得花那麼多錢給我治病。即使在多年以後，他們仍叫我“金子做成的兒子”。同樣，他們也驚訝於父親的財產突然消失得那麼快。
父親的錢被騙光了。
在我剛患病不久，一個遠房親戚主動幫我找了幾個醫生，由此獲得了父親的信任。後來他把父親介紹給一些人，這些人說服父親投資在釜山建一家旅遊飯店。就在這個8層大樓還沒有蓋好之前，我父親發現他已經掉入了一個陷阱——那些人席卷他的錢後逃之夭夭，飯店被迫停工。我父親也被迫變賣大部分財產還債。
一個雨天的下午，父親被迫出門賣我家的電話，那副樣子，我一生難忘，那時父親50歲。
父親的生意垮了，他也不再是當地華人社團的領導，唯一令他安慰的是我們的房子保住了，全家人不至於流離失所。
好在，父親憑他寫的一手好字，打的一手好算盤，得以養活全家。他離開釜山，到其他城市做了會計。幾年以後，母親去世了，父親回到釜山，找到一份為華人聯合會收錢的工作。每天為收集這些微不足道的小數目，父親疲於擠公共汽車，走街串巷，挨門挨戶。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盡管父親的工作很卑微，但他卻非常在意自己的儀表。不管什麼季節，什麼天氣，父親總是穿著平展幹淨的外套，洗得雪白的襯衫，打著漂亮的領帶。而到了晚上，父親會坐在桌前全神貫注地整理當天的賬目，他打算盤的速度極快，聲音清脆悅耳。最後他會欣慰地說：“一分也不差。”
父親就是這樣使我們的生活十分安逸，盡管我們的家境貧寒。家裏的收入一部分來自父親有限的薪水，這個數字還不夠他以前富有時和朋友吃一頓飯的錢，另外一部分收入靠出租房屋。
我開始懷疑父親。
我上中學時開始對父親很不滿意。一天，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父親在遭受失敗後又怎樣東山再起的故事後，我對父親更是瞧不起。我在頭腦中種下了懷疑的種子：為什麼父親不能再重新開始？他那時剛50歲，正是一個男人的事業高峰期啊。
我開始覺得父親每天白天忙於收集小錢，晚上用算盤一分分算賬的工作是多麼無聊，多麼沒前途。我懷疑父親是不是因為懦弱，沒有勇氣重新再來。
我也不能忍受父親對我的那些老式說教，他擔心我將來在社會上無法容身，總是教育我要謹慎小心。我想他這種對生活的悲觀態度，一定是受人欺騙所致，他的說教讓我很不以為然。兩次激烈爭吵後，我與父親陷入冷戰狀態，彼此不說話。
18歲後，我到台灣去上大學，從此一直愚蠢不孝。直到許多年後，我自己也經曆了許多事情，才又同父親聯係。幸運的是，我終於和父親恢複了關係，而且就在那時，我意識到原來父親一直都在等著我回去找他。
盡管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我們盡可能地寫信或見麵。父親總是說話很少，許多次我問他究竟被別人騙去多少錢，他隻是笑笑，什麼也不說，但我們之間卻似乎更了解了。
一天下午，父親讀完我的信後午睡，從此再也沒有醒來。他走的時候很平靜，79歲。
沒過多久，我終於真正地理解了父親。那是我40歲時，自己的事業經受了一次嚴重的挫折，我投入了8年的心血，剛剛坐上主席的位置，公司卻危機重重。我沮喪極了。
一天，給祖宗上香後，我仿佛覺得父親站在了我的麵前，拍著我的肩膀笑著說：“我的好兒子，這沒關係，你才40歲，還可以從頭開始。”
慢慢地，我從低穀中走出來，重新開始了我的事業。最重要的是，我終於明白父親為什麼不告訴我他的王國是怎樣變成碎片的；我終於明白為什麼父親在曾經擁有那麼多財富後，能夠滿足於後來簡單清貧的日子；我甚至明白了父親為什麼在做著收錢那麼卑微的工作，還如此注意儀表。
那是因為一個熱愛工作的人是不會為失誤而解釋或尋求借口的；熱愛工作的人即使在做最微不足道的工作時也會兢兢業業；熱愛工作的人會永遠抬起頭往前走，無論順境還是逆境。成功或失敗在他們看來都是機會的問題。
一天，我乘出租車與司機聊天時，知道他的女兒在1946年患了小兒麻痹症，“最初，我以為隻是感冒，”司機說，“可後來，我發現她不能站立，一碰她的膝蓋，她就會摔倒。我想，完了，是小兒麻痹症。”我想，司機接下去會說，“她以後可怎麼過呀？”但是，司機說的卻是，“我想，我們要過一段節衣縮食的苦日子了。”
聽著他講這麼多年來借了多少多少債務，我想起了父親。當我生病時，他本來可以不用為我花那麼多錢治病的，正是因為我，父親從家財萬貫變成了一貧如洗。
我第一次意識到，現在我同正常人看來並無區別的關節裏，原來有父親這麼多的金錢投入，有這麼多的關懷與愛，我真是一個用金子做成的兒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