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哪怕再愚蠢，批評起別人來也總是很明白；一個人哪怕：再聰明，原諒起自己來也總是很糊塗。做父母的常常也會犯這種過錯，他們常常指責孩子，而很少作自我檢查，覺得這樣有失威信，但原諒的結果反而是更失了威望。《韓詩外傳》中有一則關於孟母教子律己自責的故事：孟子的妻子獨自一人在屋子裏休息，蹲在地上。孟子進屋看見她這個樣子，告訴他的母親說：“我妻子不講禮儀，請把她休了。”孟母問：“為什麼呢？”孟子說：“她蹲著。”孟母問：“你怎麼知道她這樣呢？”孟子說：“我親眼看見她蹲著。”孟母說：“如果是這樣，那是你無禮，不是你妻子無禮。《禮》不是說嘛：‘要入門，先問誰在屋裏；要上堂，先高聲傳揚；要進屋時，眼往地下看。’《禮》這樣講，為的就是不把人搞得措手不及。現在你到妻子閑居休息的地方去，進屋前也沒個聲音通知她一下，使她蹲著讓你看見了她的這種姿態，是你不講禮儀，不是你妻子不講禮儀。”於是，孟子自感理虧，自責，不敢再提休妻的事了。
像孟子這樣熟讀《禮》的大學者，也容易犯上律人不自律的行為，更何況一般的家長呢？家長雖然比孩子見識多，但並不等於不會有過失，不等於能控製自己的情緒言行。因此，當家長要求子女這樣那樣做時，首先要檢討自己是不是做好了，這樣，子女才會聽從你的。
自律與律人，是培養獨生子女好品德的基礎。
賞罰分明
有這樣一種乏味的人，他本能地在個性上缺乏豐富多彩的原材料，經常表現為不甚明確的意誌消沉——幸福隻是對他人而言，與自己無緣，或者是表現為厭倦生活。這種人的父母多數是單調、不善表達和有矛盾心理的人。在這種人的生活中鮮有懲罰和獎勵，對任何事物都缺乏熱情。
雖然他是一個“好”孩子，不會招惹什麼麻煩，但他卻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好孩子。作為一個孩子，他很少接觸到外界激動人心的事情，即他他接觸到了，但由於沒有得到父母的肯定或否定，長此以往，他慢慢地失去了熱情或者走了極端，出現思想偏差。比如，當他長大以後，參加一個舞會，其他的人都在舞會上盡情歡樂，他卻在一個角落裏瀏覽雜誌，做著他唯一知道怎麼做的事情——過濾資料，早年的生活使他對人及事物缺乏熱情。如果把“沒有煩惱”、“對他人感興趣”、“富於創造力”等視為積極的價值，很明顯，一個人如果早年生活的印象是單調乏味的，除非有奇跡般的關係出現，否則，他本：身將是乏味的。
誰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失去對生活的興趣——這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但是，父母對孩子的早期教育卻往往忽視了這一點，父母由於自身的因素，認為培養孩子最大的責任莫過於讓他吃飽穿暖，認識世界是孩子長大以後自己的事情。因此，孩子幼小時缺乏激動人心的時候，缺少父母的獎勵或懲罰，導致對事物的淡漠和對世界的冷淡。
當賞則賞，當罰則罰，這是古代軍事謀略，也是今天教子的謀略。賞罰分明，讓孩子自小就能辨別善惡，愛憎分明，成為一個情感豐富的人。
當賞則賞，當罰則罰的謀略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即是當孩子行為不正當時，要明確地加以懲罰；當孩子表現進步、向上、好的時候，要及時獎勵。決不姑息壞的行為，也不無視好的行為，讓孩子從小養成好的行為習慣。特別是今天獨生子女的家庭裏，父母往往對孩子寵愛有加，獎勵多於懲罰，袒護代替教育，這樣的孩子常常產生“我就是一切”的個人膨脹心理，唯我獨尊，我行我素，到長大以後，很難跟別人相處，孩子也易養成不良的品德。《韓非子·顯學》中指出“嚴家無強虜，而慈母有敗子”的問題。並說：“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韓非子·六反》）韓非子的話雖有些偏激，但溺愛教子之大忌，也是事實，因此明智之士無不反對溺愛。
宋慶齡的父親宋耀如被稱為近代中國最善於教育子女的家長之一，宋耀如有三子三女，其中宋子文和宋氏三姐妹都是曾給中國近八十年曆史以巨大影響的風雲人物，子女的成就與父親的教育有著密切的關係。
據於醒民等著的《宋氏家族第一人》可知，宋耀如先生非常反對溺愛孩子和無節製地滿足孩子的欲望，非常注重培養孩子的自製力與吃苦耐勞精神。在靄齡蹣跚學步的時候，宋先生就給孩子買來一箱皮球，讓她盡情去玩，靄齡跌跤，他非但不去攙扶，反而笑著鼓勵她：“爬起來，自己走。”並且在前麵踢著、拍著球逗她，在父親的鼓勵下，小靄齡很快就能把皮球踢得滿天飛了。
待靄齡長大一點，宋先生又開始選擇風狂雨驟的日子，陪她經受風雨的洗禮。有一次，正當父女倆在雨中冷得戰栗時，父親忽然發現，不知什麼時候，年僅四歲的小慶齡，也悄悄地來到他們身邊，身上已經被淋得透濕，趕緊把她抱回屋裏。小慶齡凍得瑟瑟發抖，小臉上卻泛著微笑，媽媽心疼地吻著她，說：“我的好寶貝，媽媽還以為你膽小，你最勇敢！”從此，小慶齡也參加了訓練，就是野外徒步，累得步履踉蹌，她也總是咬牙堅持到底。在父親的訓練下，小慶齡逐漸學會了自製、忍耐、堅韌，又不失小女孩的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