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楚鍾南很清楚，黃宗羲、顧絳、王夫之等人其實早就對他心有所向了，要不然，以這些人的脾氣，別說來北京，就是南京失陷了，恐怕也一直會在地方上跟他鬧騰。就像對付原本應該出現的清朝一樣，不是反抗到底，最終鬱鬱而終，就是一生一世不出山，做他們的大明遺民。而這些人之所以一直這樣晾著，怎麼也不樂意明打明的投靠過來，恐怕還是感覺丟不起那個麵子。前麵說過，大明王朝得國之正，是曆朝曆代最拿得出手的。老朱家是靠著驅逐勒虜起的家，這對那些傳統的讀書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現在北京雖然還有一個祟禎，但南方也還有一個小朝廷，黃宗羲等人雖然算得上是憂國憂民的那種人，但身在文壇，尤其是各種思想充斥的文壇，難免受到掣肘。楚鍾南可以理解這些人的想法：反正你衛國軍勢大，平定天下也是早晚的事兒，咱們也才都三十來歲，等得起！
可是，楚鍾南真的看不慣這些家夥的表現。他之所以看重黃宗羲等人，一方麵是因為這些人都是他曾經心存景仰的存在，另一方麵，也是愛其才學，喜其名聲，希望這幾個家夥能夠為他豎立一麵旗幟，招攬一些真正有用的人才。畢竟，讀書人裏也不全都是那些隻會空口白話，瞎說蠻幹的人。可這些人卻非要閑在一邊兒，他當然不樂意了。在疆域方麵，他希望能夠穩步的平定天下，但在人心方麵，他是希望越早越好。
所以，社會科學研究院這個機構就由此而生了。
而楚鍾南之所以會有這種想法，則是因為黃宗羲前不久提出了一個論點：“或問井田可複，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意思是說，曆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農民種糧食卻要等生產的產品賣了之後用貨幣交稅，中間受商人的一層剝削；不分土地好壞都統一征稅。……這一番論調指出了一個賦稅製度的怪圈。而由此，也顯示出了黃宗羲對對封建王朝賦稅製度研究的深入與係統。而他的這番研究，也恰恰是楚鍾南希望讀書人能夠去做的。
所以，楚鍾南要把黃宗羲這些“閑人”給拉出去，扔到社會科學研究院，好生的研究這些有關社會的問題。一來，希望這些人能夠真正的學習研究一些有用的學問，並帶動一批人；二來，則是希望自己的這個社會科學研究院在這些人的努力下，能像後世的那個社科院一樣，成為國家政策製訂的重要輔助。而第三，則是楚鍾南想到了當初在法國的時候，路易十三和黎塞留成立的法蘭西皇家學院，那裏不就是聚集了眾多在各個學科裏的重量級人物麼？既然法國有，中國自然也不能落後。而社科院隻是一個開始。
不過，楚鍾南並沒有想到，自己這一時的想法居然會引起那樣大的轟動。
祟禎十九年五月，錢謙益按照楚鍾南的吩咐把黃宗羲等人召集了起來，並且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事務吩咐了下去，同時，頒布總理令，任命黃宗羲為新成立的社科院院長，並將楚鍾南琢磨了好久，又交由他潤色的《社會科學院研究宗旨》親手交給了黃宗羲。而黃宗羲等人看到那份《宗旨》，尤其是看到裏麵所指出的“不僅要積極承擔國家各部提出或委托的經濟與發展中具有全局意義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的研究任務，還要主動研究新的社會變遷，提出相對的適應方法，指導國家政策……”之類的語句，居然一個個激動的不成樣子。而在黃宗羲上任之後不久，社科院全因為本身地位的“超然”，吸引了一大批讀書人前來。而這些人中，居然不乏各地有名的大儒，以及一些年青才子。當然，按照楚鍾南的建議，而且本身就眼界奇高，同時深知社科院“責任重大”的黃宗羲是不可能亂收人的，尤其是“社科院院士”更被楚鍾南賦予了“與各級官員平等相待，享受政務院特殊津貼”這一權利，他自然不願意就此砸了自己的招牌。所以，社科院召人極其嚴格，以至於後世之中，社科院院士最多的時候也沒有超過三十人，成為諸多讀書人羨慕的對象。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