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舊不忘自嘲調侃，當地無醫無藥，他就告訴朋友說：“每念京師無數人喪生於醫師之手，予頗自慶幸。”他外出訪友，遇上急雨，可以戴竹笠，穿木屐，惹得群兒爭笑，村犬爭吠。他依然不改其樂，覺得九州之外皆環海，也不過是一個大島罷了，沒有什麼優劣。每天他高興地大吃荔枝三百顆，沒事在三岔路口數著來往行人。出門不怕迷路，因為家在牛欄邊，隻要循著牛屎就能找到歸路；他與當地人士閑逛夜市，置酒相邀；他食芋飲水，著書為樂；他行醫治病，搜集藥方；他還認真探討佛道二教的“養生”之術並認真加以體驗、實行……就在人們認為“海外炎荒，非人所居”的海南島上自得其樂的生活下來。詩酒自娛，不棄平生愛好，人在煩惱苦悶或精神過度緊張的時候，能以另一種愛好轉移一下注意力，對於健康大有好處。東坡流放海南的三年問，無日不飲酒賦詩、作文寫字。這不僅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產，而日也幫助他在窮愁潦倒的情況下，自娛身心，渡過難關。他不僅飲酒，還親自釀酒，釀出各種各樣的酒，有一首詩的標題是《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嚐，遂以大醉，二首》。所謂的漉，就是用布巾來過濾酒。在海南，除了飲酒賦詩，東坡仍不間斷他的書法藝術，還把它當成娛樂身心，待客會友的活動。他閑時，自書陶淵明、杜甫、柳宗元等名家的詩文贈送朋友、客人。也有大陸上那些不怕“罪臣”牽連的和尚、道士遠道前來索取他的墨跡。此外，愛郊遊，愛訪友，愛談禪論佛等，東坡在海南一樣也沒丟。在寂寞困頓之中，這些習慣愛好幫了他的大忙，不至於終日憂愁歎息。當地人也不勢利，對於這樣一位失去了權勢的老人並不因為從他身上撈不到什麼“油水”而疏遠他，使他總算還有一個可以娛樂身心的環境。
海南島炎熱多雨，北方人多不習慣。但東坡經過觀察和分析，終於領悟到，這隻是一個適應的問題。他盡量改變自己原有的生活習慣以適應當地的自然環境。終於他覺得海南的氣候是十分宜人的。“海南無夏”“四時皆似夏，一雨即成秋”等是他的評價。對氣候是如此，對飲食，東坡也努力適應，過去一聽說就要嘔吐的東西也吃起來了，還稱讚“色味香皆奇絕”。在殘酷的迫害麵前，他信奉佛道“齊生死，等榮辱”的觀念，在旁人看來無法忍受的“炎荒”生活中闖出了自己安然閑適的新境界。他依舊像在別處群，更加的深入到生活的底層。與普通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融化在普通群眾之中，因而感到了生活中各種質樸純真的樂趣。他宣言“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所以不僅環境相宜，人情更是珍貴。人們幫他蓋房了，分給他豬肉，送給他蔬果……這種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和諧統一，使逆境中的東坡終於安然無恙，熬過了三年的謫居生活。沒有這種樂觀心態在那個遠離家鄉遠離親人的孤獨小島上，蘇東坡可能早就回天上銷假了。
當然蘇東坡最快樂就是寫作之時。蘇東坡覺得他勞而有獲，心中歡喜，他寫出：“某現在東坡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其樂。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的詩句。不管怎麼說，能使讀者快樂，的確是蘇東坡作品的一個特點。一天蘇東坡寫信給朋友論：“我一生之至樂在執筆為文之時。心中錯綜複雜之情思我筆皆可暢達之。我自謂人生之樂，未有過於此者也。”蘇東坡的文字使讀者的感受亦暢快如此。歐陽修說，每逢他收到蘇東坡新寫的一篇文章他就歡樂終日。雖然貶謫在外，但是蘇東坡的詩詞仍然流傳很廣，似乎沒有受到地域的阻隔。就連遠在京城的宋神宗仍然能夠經常看到蘇東坡的詩詞，宋神宗身邊的一位侍臣告訴人說，每逢皇帝陛下舉箸不食時，必然是在看蘇東坡的文章。即使在蘇東坡貶謫在外的時候，隻要有他這新作的詩到達宮中，神宗皇帝必當諸大臣之麵感歎讚美之。但是皇上對蘇東坡的感歎讚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蘇東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蘇東坡寫文章力辯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樂的力量就是文學本身的報酬。他在世的最後一年，有時他曾想拋棄筆墨根本不再寫作，因為他一輩子都是以筆惹禍。他在給朋友的回信中說：在遠方孤寂無聊之後，寫出一篇文章數日都很高興，寢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月，實在是很難拋棄。作者自由創作時，能自得其樂，讀者閱讀時，也覺得愉悅歡喜，文學存在人間，也就大有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