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當年中央紅軍8萬多人從中央蘇區出發走上漫漫長征路，沒有人會想到他們每10個人之中隻有1個人能到達目的地，而其餘的9個人都要倒在曆盡艱險磨難的征途上。
這個說法無疑是對的。但是，即使預先能夠知道這個結局，我相信絕大多數紅軍指戰員還是會義無反顧地走下去的。因為無論古今中外，從來就不缺“朝聞道，夕可死也”的誌士仁人。
曾創作長篇軍事曆史文學《長征》的軍旅作家王樹增說過，自人類進入有政治紛爭的時代以來，所有推進文明的力量從來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群體，而隻能是某一種理想或某一種信念。
南昌起義前，起義領導人中很多已在國民黨軍隊中享有高官厚祿。賀龍是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長，劉伯承是暫編第15軍軍長，葉挺是第11軍軍長，朱德是第9軍副軍長兼南昌市公安局長，葉劍英是第4軍參謀長。但他們為了崇高的理想信仰，拋棄個人的一切，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
在早期紅軍將領中，有一位胡天桃烈士，他是中國工農紅軍第10軍團第21師師長。紅10軍團由原紅7軍團與紅10軍合編而成，是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後，留在中央蘇區周圍最大的一支紅軍部隊。紅10軍團從1934年11月中旬編成，到1935年1月遭圍殲，僅僅存在了兩個多月。
紅10軍團在浙贛邊界的懷玉山遭到國民黨軍14個團的合圍，整個軍團一萬餘人，最後衝出包圍圈到達閩浙贛蘇區的，隻有軍團參謀長粟裕率領的一個無炮彈的迫擊炮連、一個無槍彈的機關槍連和第21師第5連，共400餘人。絕大部分將士陣亡，烈士的鮮血染紅了懷玉山。
但不管是戰死還是受傷被俘，他們沒有一個是軟骨頭，最後全部壯烈犧牲。紅10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誌敏和軍團長兼20師師長劉疇西雙雙被俘，堅貞不屈，被秘密殺害於南昌；19師師長尋淮洲在戰場犧牲（他在1933年未滿22周歲時就出任紅7軍團軍團長，比25歲任軍團長的林彪還年輕）。
21師師長胡天桃也負傷被俘，由“剿共”軍的旅長王耀武親自負責審訊。第一次見麵，王耀武就被驚呆了。多少年後王耀武還記憶猶新，“這位師長的上身穿著三件補了許多補丁的單衣，下身穿兩條破爛不堪的褲子，腳上穿著兩隻不同色的草鞋。背著一個很舊的幹糧袋，袋裏裝著一個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別無他物，與戰士沒有什麼區別。”
1959年新中國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作為首批特赦戰犯被釋放，他在文史資料中一筆一筆地記錄下25年前與胡天桃那場令他震驚不已的談話：
王耀武：蔣委員長對你們實行寬大及感化教育，隻要你們覺悟，一樣可以得到重用。
胡天桃：我認為隻有革命，堅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軍閥，中國才有辦法。
……
王耀武：共產主義不適合國情，你們硬要在中國實行，這樣必然會失敗的。
胡天桃：沒有剝削壓迫的社會，才是最好的社會，我願為共產主義犧牲。
……
王耀武：你家在哪裏，家裏還有什麼人？告訴我們，可以保護你的眷屬。
胡天桃：我沒有家，沒有人，不要保護。
胡天桃後來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濟時那裏，也再無多餘的話。俞濟時說：你是紅軍的高級人員，不會不知道紅10軍團的情況。胡天桃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槍斃了吧。
胡天桃被槍殺了，但他在那場談話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理想和革命信仰，卻震撼了王耀武整整幾十年。
戲劇性的是：1948年9月16日，華東野戰軍發起濟南戰役。指揮15個縱隊（軍）共32萬大軍重兵合圍濟南城的，是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當年從懷玉山突圍的紅10軍團參謀長粟裕。
率14個旅共10萬守軍防守濟南城的，是國民黨山東省主席兼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當年瘋狂追擊紅10軍團的國民黨軍補充第一旅旅長王耀武。
仇人見麵當然是分外眼紅，粟裕親自擬定的攻城戰鬥口號就是：“打到濟南府，活捉王耀武。”
王耀武在1年多前的1947年春，萊蕪戰役結束時，還譏諷過他的副手、已成為解放軍俘虜的第二綏靖區副司令長官李仙洲，56000人的部隊覆滅得太快：“就是放五萬多頭豬出來，三天也抓不完啊。”
而他本人其實也強不到哪裏去。雖然濟南城城堅濠深，他的10萬人馬也就守了7天。王耀武化裝出逃，在壽光縣被民兵抓獲。
蔣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個軍事檢討會議上曾說：“現在我們大多數高級將領精神墮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動搖，責任觀念完全消失。尤其使我痛心的是，這幾年來有許多受我耳提麵命的高級將領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許多下級官兵被匪軍俘虜，編入匪部來殘殺自己，而不能相機反攻，這真是我們革命軍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後來蔣介石敗逃到台灣，在總結自己失敗的教訓時又說：“我們失敗就失敗在‘接收’二字。”
他指的是國民黨在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全國上下成立的大約2300多個接收委員會。國民黨的軍政大員發“國難財”，打著“接收”的旗號，巧取豪奪，中飽私囊，一股不可遏止的腐敗浪潮迅速席卷了全黨。
本人曾總結過蔣介石有“三個兩”是致命傷：“兩套特務係統——軍統、中統；兩套軍隊係統——嫡係、雜牌；兩種腐敗——家族斂財、軍隊經商。”不過，前兩個“兩”最多也就是造成黨內有黨，軍內有軍，內耗、窩裏鬥。而最後一個“兩”則是最要命的，因為它動搖了信仰。說白了家族斂財就是黨政首腦斂財，軍隊經商就是高級將領撈錢。“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前方打仗，後方打劫”。如果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上上下下所有人的信仰都是撈錢，還怎麼去打仗？！
而且為了私利，也不可能真的去考慮什麼黨國利益。王樹增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解放戰爭》中，說到這樣一件事情：
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時，國民黨軍隊駐蘇北海州的司令官是李延年。國防部要李延年立即率部沿隴海鐵路向徐州收縮，由於陳粟大軍就壓在隴海鐵路北邊，這一行動具有極大危險，因此，對這次行動國民黨內部保密做得很嚴格。嚴到第二天要出發了，頭一天司令官還不知道。
出發前一晚，突然有一個人找到李延年說：“李司令啊，你千萬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帶著我啊！”李延年覺得很奇怪，對他說：“校長讓我們死守海州，我能上哪裏去？”
但事後他覺得不對勁，趕緊給南京方麵打電話，才知道果然次日要行動。李延年感到很憤怒，軍外之人都知道這麼重大的軍事秘密，而他身為戰區司令居然還被蒙在鼓裏。後來才知曉，那人乃是徐州剿總司令劉峙在海州做海鹽生意的代理人。劉峙很清楚這次軍事行動會導致什麼後果，所以他無論如何也要先通知到自己的生意代理人，以免遭受財產損失。
李延年晚年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句話：“國民黨不敗才奇怪了！”
真正的軍人，不是戰爭機器，是為正義而戰，實質上就是為信仰而戰。因為每個軍人都會認為自己所信仰的主義或者宗教是最正義的。
作為曾經是一名軍人的我，對隆美爾懷有深深的敬意。他是為自己熱愛的祖國——德國而戰，一生征戰無數，立下赫赫戰功，贏得了“沙漠之狐”的美譽。雖然從政治角度來說，他也是助紂為虐的法西斯幫凶，對別國犯下過不可饒恕的戰爭罪行。但他也旗幟鮮明地反對納粹法西斯的種族滅絕罪行，更沒有參與屠殺暴行。他甚至拒絕執行希特勒下達的處決令，以至於許多政治犯能夠從德國逃出來參加對法西斯的戰鬥。當他意識到自己所崇拜的元首希特勒，將會把德國引向毀滅之後，他毅然決然地對抗希特勒，甚至計劃向盟軍“開放西線”，以盡早結束戰爭。
雖然功敗垂成，隆美爾最終自殺身亡，但他贏得了對手的尊重。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曾十分崇敬地評價隆美爾說：“你是個冷靜狡猾的敵人，一位偉大的將軍！”
因為不管他的信仰如何，畢竟是為信仰而戰！
唯條件論與有條件論
唯條件論與有條件論
唯條件論隻強調客觀因素,而忽視主觀能動性。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就批判過唯條件論，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在抗日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的經濟實力、武器裝備、生產能力遠強於中國。承認唯條件論就是承認亡國論，但是最後取得勝利的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期，也是小米加步槍的人民解放軍，戰勝了飛機加大炮的國民黨軍隊。抗美援朝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和最優越的後勤保障，號稱“武裝到牙齒”；而中國人民誌願軍手中的武器，是“步（槍）衝（鋒槍）機（關槍）”唱主角，吃的是炒麵等家常便飯。但最終結果卻是中國人民誌願軍把聯合國軍打回了“三八線”以南，使美國陸軍上將克拉克（聯合國軍總司令）的代表哈裏森中將，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在沒有獲勝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將軍”。
在經濟建設上同樣如此。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舉過兩個國家的例子：一是新加坡。在建國之初,有不少官員認為本國資源匱乏,“隻有陽光不用進口”,對加快經濟建設缺乏信心；二是以色列。一個沙漠國家,水資源十分缺乏。但這兩個國家懂得窮則思變,奮發圖強,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迅速躋身於現代化國家行列,創造出令世人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
而世界上很多欠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其實比新、以兩個國家自然條件要好得多。可見，唯條件論是不堪一駁的。
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質決定精神，同時精神又對物質產生巨大的反作用。不承認物質對精神的決定作用，就會陷入唯心論；而忽略了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就會陷入機械唯物論。兩個極端都不可取。
在日常工作和學習中，唯條件論往往是懦夫懶漢不思進取的擋箭牌。什麼事都強調客觀條件，怨天尤人，唯獨不從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
當然，完全不講條件因素肯定也是行不通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就是典型，“拔苗助長”的典故則是古人留下的訓誡。正所謂“千江有水千江月，萬裏無雲萬裏天”。沒水不可能映月，有雲不可能見天，這就是條件。
有條件論是既強調條件的重要性，又不陷入唯條件論中去。因為條件是可創造的，“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被譽為共產黨人的“聖經”的《共產黨宣言》，很多人都知道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創作的。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部巨著的創作地竟會是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大廣場的白天鵝露天咖啡館。
陳忠實
的《白鹿原》
榮獲長篇小說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也沒有人能想到他是在一張小圓桌上，完成這部幾十萬字的鴻篇巨製的。
所以，要做成一件大事，需要有一定的條件。但是，千萬不要讓唯條件論束縛了自己。
執法重在依法
執法重在依法
在關於建設保險監管文化的討論中，確立保險監管核心價值理念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核心價值理念的基礎是關鍵詞，在選擇關鍵詞時，有的同誌認為，“依法”與“公正”屬於同一詞義，隻保留“公正”一詞即可。
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法的精神包含公正性，公正是執法的基本要求。古時衙門裏高掛的“明鏡高懸”匾額，是說要公正廉明；老百姓讚頌青天大老爺“執法如山”，是稱讚其公正不阿，不偏袒權貴；人民法院的標誌中間有一座天平，也是象征公平與正義。
然而，“公正”並不完全等同於“依法”。因為合理不一定合法，同樣，合法不一定合理。如法律上有一個容隱原則，也是一項法律製度，就是容許犯罪嫌疑人的直係親屬不檢舉、不作證。其立法依據是，一個社會的人倫和親情維係如果受到了破壞，其危害性遠遠大於刑事犯罪。
全世界原來隻有三個國家的法律沒有容隱製度，其中包括中國。去年我國也宣布建立容隱製度，現在隻有兩個國家沒有該項製度了。
不過，這樣就容易出現下列情況：兩人包庇同一名犯罪嫌疑人，一人是其直係親屬，一人是其同事。法院將會判其直係親屬無罪，而其同事則犯了包庇罪。這不能算是公正，但卻合法。
還有，不看具體情況一律同罪同罰，表麵上很公正，但並不符合法律精神。法律之所以賦予司法機關、執法部門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就是考慮到具體情況的差異。
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保險公司“利用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或者保險評估機構，從事以虛構保險中介業務或者編造退保等方式套取費用等違法活動，由保險監督管理機構責令改正，處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限製其業務範圍、責令停止接受新業務或者吊銷業務許可證。”這就是說，隻要在此範圍內作出的處罰，都在自由裁量權之內。因為同樣是套取1000萬元的費用用於惡性競爭，在江蘇產險市場的破壞力和在寧夏產險市場的破壞力肯定不一樣，如果是同樣的處罰，表麵上公正，但顯然不符合立法精神。
而相比於其他國家和地區，我國《保險法》賦予監管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其實並不大。如台灣地區《保險法》第168條之“2”規定，保險業負責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謀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保險業之利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科新台幣1000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並且，對於處罰後逾期不改正的，再予加1倍至5倍處罰。這樣，即使是對同一違法行為，理論上僅罰金的自由裁量權就在新台幣2000萬元至10億元之間。
這是因為，“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同罪同罰體現的隻能是形式上的公正，而很可能是實質上的不公正。所以，作為執法機關，“依法”應重於“公正”。
重讀共產黨人的“聖經”
重讀共產黨人的“聖經”
《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是青年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寫的最重要著作，發表於1848年2月。《宣言》的發表，標誌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確立，從而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由於《宣言》是馬、恩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從而也標誌著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誕生。因此，《宣言》堪稱是共產黨人的“聖經”。
《宣言》發表20年後的1868年4月，恩格斯應馬克思的大女兒燕妮·馬克思的請求，填寫了一份自白，即收錄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中的《恩格斯的自白》。其中在回答“您對幸福的理解”時，恩格斯填寫的是“飲1848年的托沙—馬爾高酒”。而1848年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共產黨宣言》的一年，恩格斯的回答充分說明他對這部著作的重視。
《宣言》發表150年後的1998年，法國當代思想家雅克·德裏達的《馬克思的幽靈》一書出版。他指出，《宣言》是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書，也是對全世界影響最大的書。他提出每隔幾年都要讀一讀《宣言》，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在150年前就把當今的世界剖析得如此清楚。
說實話，“幾年一讀”的標準還是有點低。毛主席說他讀了100多遍，這我絕對相信。因為老人家直到晚年，還拿著大字本英文版對照著讀《宣言》原著。
本人也不止是“幾年一讀”，讀過幾十遍還是有的。2012年9月至11月，我有幸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在校刊上拜讀《宣言》研究權威牛先鋒教授、李海青教授的大作，還親耳聆聽了牛教授對《宣言》的精彩解讀。在名師指點下，再一次重讀《宣言》，自然有不一般的感受。
一、 與時俱進認識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根據列寧的評價，《宣言》主要是在以下四個方麵取得了巨大的理論突破，即新的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辯證法、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曆史使命的理論。
本人認為，前三個方麵的突破都是落腳到第四個突破的，亦即闡明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宣言》指出，“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能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能使自己從被剝削被壓迫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