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認識父親鄧文儀 第十章西安事變的滄桑（民國二十五至二十六年）
接任力行社書記長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廣東的陳濟棠企圖叛亂，割地稱雄，但其手下航空軍大隊卻選擇歸順中央，廣東叛亂很快就平定了。蔣介石親往廣東巡視，駐節黃埔軍校。父親剛從俄國回來，還沒有新的任務，就隨複興社領導們同去廣東視察；大家覺得廣州已沒有當年東征、北伐的氣派。一天清晨，父親剛起床，就接到通知：立刻去黃埔晉見蔣介石。他來不及準備，就衣冠不整地由廣州乘船趕去黃埔。他知道蔣介石向來注重儀容，所以心裏誠惶誠恐，還好見麵時沒被責難。蔣介石詢問父親一些問題後，吩咐他早日回南京待命。
八月下旬，蔣介石處理完兩廣事變後，即回南京。那時力行社兼複興社的書記長劉健群，留在廣東負責協調廣東的軍政工作，蔣介石派父親擔任書記長。雖說兩年前劉健群生病時，父親曾一度代理他的工作，但對這居高級領導地位的重任，父親仍深感意外和惶恐，隻有勉力以赴。
當時力行社的工作，以加強組訓全國青年等，作為工作重點。父親對這些工作很有興趣，也頗有經驗。他一到任，就悉力請求黨社幹部精誠團結，和衷共濟。蔣介石也派陳立夫為複興社指導員，多方協助。當時與工作密切關聯的有：康澤主持的“剿匪”別動隊及特別訓練班工作；潘佑強、杜心如主持的國民軍訓工作；賀衷寒、袁守謙主持的政訓工作；桂永清主持的教導總隊；酆悌、劉健群主持的軍校政訓及交通訓練；劉詠堯、趙範生主持的童子軍；戴笠、鄭介民主持的情報特務工作；滕傑、蕭讚育、李一民、顧希平、幹國勳、倪文亞、吳兆棠等都是組訓宣傳的主要高級幹部。能和這些同誌們一起工作，父親感到無上的光榮。
祝壽
在父親接掌力行社的五個多月中，為蔣介石祝壽是重大事情之一。十月三十一日是蔣介石五十大壽，全國借祝壽來表達支持國家統一，祝壽因而成了政治活動。在《前途》月刊征文祝壽的專號中，載有各界人士祝詞五十四篇之多。
祝壽活動的高潮在十月三十一日，南京明故宮機場舉行的獻機典禮。半年多來，各界籌募、購買了五十架戰鬥機作為壽禮，參加典禮有二十萬人，盛況空前。其中，郵政界、鐵路界、童軍所獻的飛機，都和力行社有關。
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報載：“對蔣委員長五十大壽的慶祝展示了真實的敬愛，及幾近英雄的崇拜，這證明了中國人熱烈、渴望有一位堅強的領袖……自從蔣委員長掌權以來，這是第一次有香港華人參加慶祝……甚至日本控製的關外，也有人要捐獻、購機祝壽……”
力行社多年來致力於讓蔣介石成為領袖，及統一中國的象征，現已被國內外人士所接受了。
驚天動地的西安事變
父親負責力行社組織不久，就遇到了翻天覆地的西安事變。許多曆史學專家和學者對這段曆史，有各種不同的解讀。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蔣介石應張學良的請求，抵達西安。當時張學良是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兼東北軍領袖。楊虎城是第十七路國民革命軍的總指揮及西北軍領袖。張再三苦諫蔣介石停止“剿共”，聯合一致抗日。隨後，西安爆發大規模共產黨群眾和學生示威遊行，張學良再勸蔣介石聯共抗日，都被蔣介石拒絕。事變前夕，中央及各地區軍政大員，都奉命前往西安參加軍事會議，商討第六次“圍剿”計劃。十二月十二日拂曉前，張學良與楊虎城劫持蔣介石，並扣留陳誠、蔣作賓、邵力子、蔣鼎文等軍政要員，事變發生匆促，情勢十分危急！有關當時張學良在事變裏的做法和動機，有不同的說法：張學良期望秘密除去蔣介石，然後自己控製中國；張學良曾聯絡共產黨員周恩來等人，真誠希望結束內戰，聯合抗日。至於楊虎城則更與共產黨有關聯。楊妻是共產黨員。
十二月十二日，根據蔣介石的日記，他一大早在做早操時，聽到他住宿的臨潼華清池行轅的牆外有槍聲。一位姓孫的上校帶兵進攻華清宮，好幾位警衛長官遇害。蔣介石的隨身警衛拚死抵抗，有兩個衛士促請蔣介石從窗子跳出，逃到附近山裏，但終於還是被搜捕到了，被帶到西安去見張學良和楊虎城。蔣介石嚴厲責罵這兩個下屬，並拒絕和他們談判。張學良勸蔣介石聯共抗日，盛怒的蔣介石完全不聽，並說他們是“造反、叛黨、叛國；是叛將、叛國之徒”。張學良則辯稱他們是革命，而非叛國。
斯大林連發了兩封緊急電報給中共，要求盡快安排釋放蔣介石。斯大林覺得張學良既沒有權威，也沒有能力籌劃、領導統一中國的策略；而蔣委員長是唯一有聲望、權威和能力去領導中國統一、聯合抵抗日本侵略的人。當時蘇聯急需中國各黨派聯合抗日。
擅自調兵拯救領袖
西安事變當天下午四點，父親接到西安力行社負責人的電報，同時特務處情報機關也報道領袖在西安蒙難，但細節不詳。父親以力行社書記長的名義，決定於當晚八點召集全體力行社與複興社幹部緊急會議。當時他冷靜地分析，認為事不宜遲，非要立即動員軍隊不可。他最擔心的是，共產黨聯合蘇聯，將領袖用飛機送去新疆或蘇聯，所以不僅要在地麵包圍西安，就是空中也要派空軍監視、封鎖。當時軍事委員會主管參謀作戰的軍事首長都已經在西安，無人負責調兵遣將。父親於是冒昧做主，以團體負責人名義發了兩封急電。其一是發給駐陝西漢中的第五十一師師長王耀武，告訴他西安發生事變，領袖蒙難，希望他立即率部隊開往西安、鹹陽，與第十三師師長萬耀煌聯係（會合圍攻西安）；第二封電報是發給駐防潼關與洛陽之間的第二十八師師長董釗，說明情況，要他的部隊迅速進占潼關，以應付變亂。這項決定當晚經幹事會通過，然後報告軍政部。孰料父親又一次采取完全超越其職權而且比中央政府更快的果斷行動。盡管他是忠於黨國，熱愛領袖，所作所為皆出於善意，用心良苦，但這次他卻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當晚八點，有三十多人到了在明瓦廊舉行的幹事緊急會議，父親急切地說明開會宗旨，並由戴笠、鄭介民報告領袖與中央隨從軍政要員皆已失去自由。大家隨之進行討論：一、 如何營救領袖；二、 如何穩定局麵；三、 如何平定叛亂。
會議強調，最迫切的問題是即刻協調陸軍和空軍包圍西安，迫使張學良、楊虎城叛軍覺悟，維護蔣介石安全。在穩定局勢方麵，派遣數十高級幹部到全國各地，實際督導安定後方。同時決定由桂永清率教導總隊（約一個師的兵力）赴洛陽，再進軍西安；空軍官校副校長蔣堅忍到空軍官校洛陽分校，協助王叔銘主任與毛邦初總隊長等人，在西安上空不分晝夜嚴密監控；並決定以黃埔軍校畢業同學名義發表通電，具名者共一百七十六位青年將領，懇請政府即日頒布明令討伐叛徒。通電於十二月十四日在報章刊登。
在事變期間，力行社內部也出現人事協調問題。康澤沒有參加這些活動；滕傑不但去了漢口，而且在將領們的聯名信中也沒有簽名。康澤和滕傑是最早的常務幹部，卻沒有出現在當晚的會議中，顯然有不合作的態度。賀衷寒在會議討論中最為積極，但後來被認為是他和其他重要湖南籍社員們把持了當時幹事會的決議。
當時驚恐的陰霾籠罩全國，很多人痛哭流涕，悲憤哀號，認為國家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國民黨中央失去主宰，黨政高級人員恐慌悲觀。中常會與政治委員會開臨時聯席會議時，有人主張設法安撫，有的主張立即派兵討伐，討論到深夜兩點多，最後通過剿撫兼施的決議。指揮調動軍隊，由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負責。參加聯席會議的桂永清，急返明瓦廊，向力行社緊急會議報告，稱黨部意見“讚成擁何應欽出來與張學良硬幹”。這讓力行社的與會者誤以為采取強硬對付張、楊的立場，已經得到中常會與政治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的讚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