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戰爭與和平 第二十三章在台灣的雙重生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
白色恐怖
念小、中學時，我和好些外省籍同學從不了解，也沒有感受到任何政治壓力，可能是因為大都出自軍人家庭，也可能是我們的年紀太小了。然而，在我們老師之間，情形似乎複雜得多，我似乎聽說過有位小學老師因為某些罪名而失蹤了，但也隻是聽聽而已，因為這些古怪、詭譎的事，離我們太遠了。可是，我們的初中英文老師胡希明的情形卻是個例外。
胡老師的英文很好，是個人很好，而且很會教書的老師，深得學生們的愛戴。胡老師的個子不高，長得雖然並不漂亮，但看起來很能幹，比我們大概年長十多歲，當時她差不多二十幾歲。她常騎了腳踏車，一前一後，同時載著兩個年約五六歲、穿著紅毛衣、紮著小辮子的女兒進出教職員宿舍。她很喜歡跟我們在一起，還告訴我們關於她自己的故事：抗戰時，受到“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感召，她投筆從戎。那時，她常戴著帽子，又因名字不女性化，大家都以為她是個男人。她在軍中結識了心儀的對象，繼而締結姻緣；夫妻很恩愛，生了兩個女兒。抗戰勝利後，她隨著丈夫就讀廈門大學。廈門“淪陷”時，她的丈夫回鄉下家裏了解情況，胡老師等不及他返回，就毅然先帶了寡母、妹妹和兩個小女兒逃到台灣，從此跟丈夫失去了聯絡。聽了她的故事，我們都為她感歎，也慶幸她能夠來台灣做我們的老師。
我們高一的時候，胡希明老師突然失蹤了！後來她告訴我們：政府當局很猜疑廈門大學的學生，就因為她曾在廈門大學讀過書，而且她的丈夫仍在大陸，因此遭到逮捕、監禁。關了些時候，經教務主任劉大澄老師竭力奔走營救，還替她做了個人擔保，她才終於被釋放出來。出獄後，她不能再回台南女中教書，就到台灣省立成功大學做職員，後來申請到台北的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插班就讀，家中全靠母親和妹妹打零工過日子。在師大，她顯然成績很好，申請到了美國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的獎學金。胡老師曾經很氣憤地表示，說台灣政府真的很可惡！甚至還把她的母親和女兒們扣留在台灣當人質，不讓她們跟著她去美國。
一九六七年，胡老師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後，隨即到紐約長島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任教，負責具開創性的中文教學。一切逐漸順利，她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了樂觀、美麗的憧憬，其中也包括了對她原有的婚姻。
大約在一九七○年，美國和中國大陸開始有些來往，她找到門路，興衝衝地回去廈門，找到了她的丈夫，但她的丈夫已再婚、生子。這個她從沒想過的變化，無異於晴天霹靂，給了她莫大的打擊，她沮喪地回到美國，對前途覺得消沉絕望，人也整個崩潰，不想活了。在走投無路時，她參加了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想到一個陌生環境，去忘掉所發生的一切。結果，她被派到印度尼西亞一個極其原始、荒涼的地方，晚上睡在破爛涼棚下的泥地上，白天連汲取飲水都是大事一件，這樣極其艱苦地過了些日子，她感覺到個人在浩瀚的大自然裏，與天爭，與地爭，求生求存的人性和欲望，是如此的真實和珍貴！終於，她從自憐自艾、自暴自棄的心境裏清醒了過來，覺悟到生命原來是這麼燦爛、可愛。她回到石溪分校，再度精力充沛地投入教學工作，而且也終於把母親和孩子們接到美國，不久，她和東方語言學係的係主任相戀、結婚，夫妻感情融洽和樂。
胡老師在漢語教學上很有成就，曾到世界各地演講、發表論文，還曾到中國各地培訓外語教師。她獲得過石溪分校各種榮譽獎項，並榮任紐約州立大學的“卓越教學教授”。有好幾個台南女中的同學都和她一直保持著聯絡，我們曾一起去拜訪她，約她去紐約吃飯、聽音樂會。胡老師也招待我們去她家，並帶我們去參觀石溪分校和她的辦公室，出示她著的中國教育叢書等給我們看。在相聚的歡樂中，我們更加欽佩胡老師的成就。
胡老師在石溪分校教了三十二年後，不幸得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在二○○○年退休，兩年後去世，學校還為她設立了“胡希明紀念獎學金”，用來紀念她。胡老師去世前不久，還跟我通過電話。她在離開台灣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但她很喜歡我們這些她在台灣教過的學生們，她曾很受感動地對我們說：“我從來沒看過像你們這樣愛老師的學生！”
上高中進理科組
初中三年，我一直很羨慕台南女中高中部的學生。當自己也上了高中部，我感到非常興奮和榮耀。
鄧元玉，一九五三年於台南。
高中學生已經開始懂得關心政治和社會。我們漸漸感受到那時島上緊張的氣氛。當時美國第七艦隊已巡防台灣海峽，學校也保障我們不受政府的幹擾，但我們也知道不能說反政府的言論，以及寫反政府的文章，不能組織或參加私人的學生團體和政治性組織。不過大家對蔣“總統”的革命精神和精神訓話，其實並不怎麼熱心。
在上三民主義課時，同學們都十分不專心。學校有進行真槍實彈操練的軍訓課，有一次，我沒把步槍的保險關好，竟然在操場上放了一槍，幸好槍口朝天，隻把自己反彈倒地而已。在練習打靶時，我因為不能閉著一隻眼睛瞄準，所以成績很不理想。那時有好些中學熱心推廣青年團的活動，這也是男女學生接觸的唯一機會。可是，台南女中校風很保守，並不熱衷鼓勵我們參加，我們隻在暑假參與了一些簡單的所謂“軍中服務”。
當時大部分老師和家人，對這類愛國活動都不太熱心。因為他們大都參加過抗日，現在年紀大了，仍然生活在戰爭的陰影裏，難免心情沉重、鬱悶。因此更加注重和鼓勵我們專心讀書，希望下一代能從事專業工作，遠離政治與軍事。我們都很敬佩老師和長輩們，也同情，並了解他們的煩惱和苦衷。很自然地，我們這一輩年輕人，對政府多半缺少熱忱和忠誠，我們關心的是如何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希望將來能有份好工作，過著幸福的生活。這跟父執輩們的精神，可說是大相徑庭。
一進了高中，我們就得選擇念理組或文組。老師們都堅持科技是最正確的道路，科學能帶領我們到達美好的未來，並且告訴我們：“以後有興趣的話，還可以從理工轉學文藝，但如果選擇了文科，就絕對不可能從文史轉進理工”。於是，隻有實在沒有數理天分，或者家中早已安排好結婚計劃的同學，才會念文組，功課好及想深造的同學，一律都進了理組。我們都夢想著進最好的“國立”台灣大學，然後去美國留學，確信“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會帶給我們光明的前途。
高中三年裏，我們全心全力為考進台大或其他好的大學做準備。大學聯考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戰場。每天，我一大早就到學校，放學後也留在學校自修，直到天黑才回家。為的是多記些英文單詞，多背些中國詩詞，甚至連曆史課本中的年代、地點、人物、事件，地理課本中的地形、地貌等等，都納入背誦的範圍。不僅如此，我還參加在老師家裏的數學和英語補習班。矮小的數學補習老師小陳，常寵讚並帶揶揄地對大家說：“鄧博士來了！”讓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但私下也不免有些欣喜。
在學校裏，我們也會很淘氣，替大多數的老師都取了外號，有位禿頭的曆史老師就被戲稱為“地中海”，他和好幾位老師都染上了肺病，有一次，地中海老師在我們課堂上還咳出血來，大家都為他這麼認真教學而感動。本省籍的美術老師，臉很長，大家就在他背後叫他“馬臉”，想來老師們應該也都知道這些外號。我們畢業好些年後，有位同學在路上碰到這位美術老師，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字，竟脫口而出“馬老師好！”，老師啼笑皆非地搖頭說：“你們這些學生也真是會搞怪！”
外省籍的音樂老師很高、很瘦，可能也有肺病。他在課堂上會用男高音引吭高歌，看了《浮士德與魔鬼》的歌劇電影後，我們全體一致地暗稱他為“魔鬼”！魔鬼老師很有才華，也負責導演同樂晚會的壓軸戲話劇。他所導演的《雷雨》，讓我們看得流淚，十分激賞，他也曾應邀到軍中勞軍演出，非常成功，也享有盛譽。他看到我總是和同學在講電影，就說：“鄧元玉這麼會講話、講故事，一定也會演戲！”到下一次排練話劇時，他就叫我去試演，但我在台上念沒幾句台詞，魔鬼老師就叫我下來，並說道：“不行，不行！演悲劇也許還可以！”可惜，那場話劇是出喜劇。我那時也了解到，不隻是體育和軍訓，演戲我也不行，自己沒有讓人歡笑的本事。幸好，我在功課方麵很出色，學校生活仍然多彩多姿。
這時，我們也都已長大成為少女了，但被嚴禁交男朋友。那時，很多軍人和男學生湧進台灣，社會上男多於女，女孩子特別稀有、珍貴，真的是“一家有女百家求”。所以我們學校對同學們特別關照，寄到學校的愛慕信件，一律被訓導處沒收。女孩子和男孩子被發現在一起，也會被訓導主任教訓、處罰。俞校長還要我們看到男孩子時絕對不要笑，以免被誤解成輕佻或對他有意。學校的這種管理措施，就當時台灣人家中，有替兒女做媒、安排婚嫁的習俗來說，倒也無可厚非。我們也天真、單純地相信，並遵守這些規定。
不過我們後來才知道，也有例外的。有一位劉姓同學即受不了住家隔壁一個年紀稍大的男孩子的積極追求、挑逗，而暗地和他交往到以身相許。在高三下學期大家都忙著畢業、升學時，這位同學懷孕了，整天昏昏欲睡。她家人知道了，把她打個半死，但事已至此，也隻好不聲不響地讓他們結婚了事，她的父母一直氣憤、埋怨她笨，因為原本他們已經幫她安排了一個很好的結婚對象。想來，如果學校不管得這麼嚴的話，同學們可能會有更多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