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戰爭與和平 第二十四章台灣轉變，父親引退（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八年）
蔣經國接掌權力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六十四歲的蔣“總統”在台複職視事。他同時積極培植蔣經國參與國是，做領袖繼承人的準備。可能因為這個緣故，大多數黃埔派官員到台灣後都被免職或被邊緣化，以免影響到蔣經國的發展。不過黃埔派主持軍政多年，勢力還是很大。
父親於一九四九年底到台灣後，並沒領悟到政局已在轉向，繼續參與改造國民黨與重建軍隊這兩項工作。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由父親負責的政工製度改革與重建有了很大的進展，使新的政工製度得以確立。政工局也因而改名為“總政治部”。
一九五○年，蔣介石曾召見父親和蔣經國一起談話，建議父親把總政治部主任的工作移交給蔣經國，也就是說，由蔣經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當時蔣介石對他們說：“希望你們像兄弟、家人一樣，文儀應好好輔導、支持經國。”蔣經國沒有說話，大概是因為他與蔣介石事前已達成默契，知道自己將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一職。他也非常了解，蔣介石要父親和黃埔軍校前幾期的同學共同支持他。蔣經國年輕時在俄國留學多年，而沒有進入黃埔軍校，很多黃埔人士因此對他心存異見，甚至有些猜疑、不服。也有同感的父親不便說出，隻好無奈地表示自己會盡力協助。蔣介石也在這次交談時，決定讓父親轉任省黨部主任委員，負責主持重建台灣各級黨部的工作。
將經國與鄧文儀，一九六○年。
父親和蔣經國一直都客氣相待，在大陸時也曾一起共事，當時兩人的官階都是中將。蔣經國聽過父親談到曾和我的母親住在溪口蔣家故居，受到他母親毛福梅夫人親切招待。在重慶和南京時，蔣經國偶爾會來我們家吃飯，並稱呼父親為“大哥”。剛到台北時，住家房舍供不應求，很難找到合適的居所。蔣經國曾撥出他家隔壁的一幢大房子給父親，以表示他的善意和友誼。當繼母和父親去查看那房子時，他們看到一位打扮得漂亮、入時的年輕女人，從隔壁房子，經過後院，走進蔣經國家裏。父親大概知道那個女子是蔣經國的女友，繼母覺得蹊蹺、不安，決定不要那幢公家的房子，寧願住自己的房子，於是就婉謝了蔣經國的盛意，把房子的鑰匙退還給他。父親也鬆了口氣，因為他有些擔心蔣經國會否對漂亮的繼母心懷不軌。農曆新年時，蔣經國夫婦到我家拜年，剛巧父母親不在家，他們就留下名片。父親不以為意，沒有回拜。不過父親有時仍會和蔣經國外出，去夜總會吃飯、跳舞等消遣。
蔣經國接任“總政治部”主任後，不久就兼任“總統府”資料室主任，這機構是“國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統籌台灣情治工作，同時他請彭孟緝協助設立一個遍及全省的情報特務係統。不久，軍政機關及學校裏都設有由政工人員負責的監察組織。
台灣省黨部的工作
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原本是蔣經國，因他那時還在大陸擔任重責，所以未到任，由陳誠兼任，而實際負責人是副主任委員李友邦。大陸剛解放時，省黨務未曾推動，全省專任黨務工作人員不過三十多人，原有黨員不過數千人。來到台灣後，國際、大世界、台灣、新世界等戲院被列為黨營事業，黨部經費全賴這些戲院的營利收入。父親上任後，隨即建立組織健全且嚴密的省、縣、市、區、鄉、鎮各級黨組織，切實辦理大陸來台黨員的登記。父親親自到各階層督導組織的建立，出席較重要的小組會議。不過半年間，建立了各級黨組織，黨員由數千人增加到數萬人，增強了民眾服務與社會宣傳功能，國民黨在基層社會和人民大眾間逐漸產生領導作用。
蔣“總統”和“行政院”院長陳誠都曾嘉勉父親對黨務的卓越貢獻。可是改革派反對父親拚命三郎式的做法，父親也批評省主席吳國楨的作風，更派人監視省黨部李友邦副主任委員。因此，吳國楨和李友邦鼓動少數台灣同誌向國民黨中央表示，希望不要由父親來主持黨務改造的工作。
民主先生吳國楨
吳國楨省長對父親辦黨務的敵意，是在所難免。吳國楨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蔣介石一度很重視他的行政管理能力，民國二十八年，即聘吳任重慶市市長，接著是外交部政務次長和上海市市長。由吳國楨頂替陳誠做台灣省主席的決定，頗令人意外，吳國楨任台灣省主席是因為他的“民主先生”形象，可以“全力爭取美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全力支持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並提供美援，此後毋須再以吳國楨的親美經曆來爭取美援，吳國楨的地位因此也就降低了。吳國楨堅信自由、民主，讚成並鼓勵地方官員普選，及堅持少動用警權等等，於是不可避免地與蔣經國、彭孟緝的特務係統不斷發生衝突。蔣介石及黨內保守派，包括陳誠、父親等人都堅信：首先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使台灣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以至現代化。自由和民主是下一步的工作，因此大家對吳國楨極為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