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七緣緣念懷
懷太虛法師
我和太虛法師是小同鄉，同是浙江崇德縣人。但我們相見很晚，是卅二三〔1943， 1944〕年間在重慶的長安寺裏第一次會麵的。一見之後，我很親近他，因為他雖然幼小離鄉，而嘴上操著一口崇德土白，和我談話，很是入木。我每次入城，必然去長安寺望望他。那時我常常感到未見麵時的太虛法師，與見麵後的太虛法師，竟判若兩人。
未見麵之前，我聽別人的傳說，甚是驚奇。有人說他是交際和尚，又有人說他是官僚和尚，還有人說他是出風頭和尚。我不相信，親去訪問他。一見之後，果然證明了外間的傳說都是誤解。他是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進的，真正的和尚。我這話決不是隨便說的。正信者，他對佛法有很正確的認識與信仰。慈悲者，他的態度中絕無貪嗔癡的痕跡。勇猛精進者，他對宏法事業有很大的熱心。真正的和尚者，正信，慈悲，勇猛精進之外，又恪守僧戒，數十年如一日，俱足比丘的資格。我每次訪問他之後，走出長安寺，下坡的時候，心中歎羨不置。我詫異：“崇德怎麼會出這樣的一個人？”
外間對他的誤解，實在是他的對世間的勇猛精進所招來的。凡對於佛法，佛教，僧人有利的事業，他都關心；不避艱難，不怕麻煩，他都要盡心竭力去計劃，維持，或發起。凡和社會發生關係，總難免有招搖，議論，或謠諑。太虛法師的受一部分人的誤解，全是他的護法的熱心所招來的。但他對於這些誤解，絕不關心，始終勇猛精進，直到圓寂。
我在重慶與太虛法師最後的會麵，是複員前幾天在紫竹林素菜館。那天我請客，邀在家、出家的七八位好友敘晤，作為對重慶的惜別。我不能忘記的，是我幾乎教他開了酒戒。紫竹林的酒杯與茶杯是同樣的。酒壺也就用茶壺。席上在家人都喝酒，而出家人之中也有一二人喝酒。我不知道太虛法師喝不喝酒，敬他一杯，看他是否同弘傘法師一樣謝絕。大約他那時正和鄰席的人談得熱心，沒有注意我的敬酒，並不謝絕。我心中納罕：“太虛法師不戒酒的！”既而獻樽，太虛法師端起杯子，盡量吸一口，連忙吐出，微笑地說道：“原來是酒，我當是茶。”滿座大笑起來。我倒覺得十分抱歉，我有侮蔑這位老法師的罪過。倘換了印光法師，我說不定要大受嗬斥。但太虛法師微笑置之而已。太虛法師已經不在人間了，這點抱歉還存在我的心頭。我隻有祝他往生極樂，早證菩提。
卅六〔1947〕年五月九日於杭州
悼師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才遷到，接得夏丏尊老師逝世的消息。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後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1937〕年秋，盧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麵憂愁，說一句話，歎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麵，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早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隻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麵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後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隻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鑒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到請願，也許喑嗚叱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讚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鬆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講台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了。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嬉皮笑臉，同他親近。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麵笑他，一方麵實在感激他，敬愛他。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後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辭職閑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係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的絳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雲遊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對象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的做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疾苦愚迷，要徹底解決人生根本問題，而“行大丈夫事”的。世間一切事業，沒有比做真正的和尚更偉大的了；世間一切人物，沒有比真正的和尚更具大丈夫相的了。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讚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隻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歎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曆史小說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歎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地痛感眾生的疾苦愚迷。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地徹底解決人生根本問題而行大丈夫事；他隻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裏，這二位導師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與“媽媽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麼，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斛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因為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
卅五〔1946〕年五月一日於重慶客寓
拜觀弘一法師攝影集後記
謝誌學居士珍藏弘一法師的照片，從法師少年時代起，一直到出家，圓寂，一共有數十張。他把這些照片依年代順序編成一本冊子，有一天拿來給我看，要我替這冊子寫一點感想。我本來早有感想。因為其中一部分照片，曾經是我所珍藏的。
三十多年前，法師出家前若幹天，把許多書物送給我。其中有一包是照片。我打開一看，有少年人，有壯年人，有穿袍褂的，還有女的和扮演京戲的……。我不能辨別哪幾個是法師自己的像，曾經拿了這一包照片去問他。法師帶著輕蔑的，空虛的，玩耍似的笑聲，把照片一張一張地說明：“這是我年青時照的。”“這是我初到上海時，穿了上海最時髦的一字襟背心而照的。”“這是我在東京時照的。”“這是我和東京美術學校裏一位印度同學交換了服裝而照的。”“這是我演京戲《白水灘》時照的。”“這是祭孔子時穿了古裝而照的。”“這是我假扮上海女郎，穿了當時最摩登的女裝而照的。”“這是我演話劇，扮茶花女時照的。那腰身束得非常之細呢，哈哈哈哈！”這笑聲又好像是在笑另外一個人。……不久法師出家了。我把照片拿回家中保藏。許多親友來借看。看過之後，大都搖搖頭說：“這是一個無所不為的人！”有的人說：“他做和尚，怕不久要還俗的呢！”
這包照片一直保藏在我家。抗戰事起，我家石門灣緣緣堂，被日本兵燒毀。這包照片也被燒毀在內。（但有鄉親說，我出走後，日本兵先把我家中書物搬空，然後放火燒屋。如果這樣，這包照片也許還在人間。）我流亡在大後方，想起了這包照片，常恨走得太匆促，懊悔沒有把它拿出。我在大後方住了數年之後，有一天接到天津某居士的信，內附照片一套，正是法師給我的那一套。我看了信，方知這套照片保藏在緣緣堂的期間，曾經一度借給天津某居士。這位居士把它們複製了，把原片寄還我。這件事我已經忘記，經他提出我方才憶及。他在報紙上看見我追悼緣緣堂的文章，知道我已失去那套照片，特地拿他所保藏的底片重印一套，寄送給我。失而複得，我很慶幸。我前次把它們出借，似乎是出於靈感的！據這位居士信上說，他曾經重印許多套，遍贈同誌。現在謝誌學居士所寶藏的，我不知道他從何處得來，但料想是與天津某居士的複製品有關。因為我並未借給第二人去複製。不過謝居士又把它們放大精印。所以其來源雖然在於我家，但比我家原來所藏的更好。且我家所藏，止於出家前的照片。從出家到圓寂這廿幾年間的種種照片是謝居士另行搜求來的。天津某居士寄到大後方來贈我的那套照片，我已經轉送他人。因為我自從緣緣堂被毀以來，深感收藏的虛空，同人生一樣虛空。所以每逢有人送我珍貴的東西，我一定轉送給相當的朋友。我自己片紙也不收藏了。所以這次謝居士拿這照片冊子給我看，我久不看見，從前看時那種感想，從新活躍起來。現在就略寫些在上麵：
看了這套照片，想見弘一法師的生活異常豐富。世間多數人的生活是平凡的，農家的人一輩子做農，工家的人一輩子做工，商家的人一輩子做商，……我們的法師的一生，花樣繁多：起初做公子哥兒，後來做文人，做美術家，做音樂家，做戲劇家，做編輯者，做書畫家，做教師，做道家，最後做和尚。淺見的人，以為這人“好變”，“沒長心”，所以我鄉某親友說，“他做和尚不久要還俗的。”我的感想，他“好變”是真的：他具有多方麵的天才，他的好變是當然的。全靠好變，方得盡量發揮他各方麵的天才，而為文藝教育界作不少的榜樣，增不少的光彩。然而他變到了和尚，竟從此不變了。他三十九歲做和尚，六十四歲圓寂。他做和尚的期間，有二十五年。算他十四歲出場吧，那麼他做其他種種花樣的期間，也是二十五年。為什麼前頭的二十五年這樣“好變”，這樣“沒長心”，而後麵的二十五年這樣“不變”，這樣“有長心”呢？可見在他看來，做和尚比做其他一切更有意思。換言之，佛法比文藝教育更有意思，最崇高，最能夠滿足他的“人生欲”。所以他碰到佛法便歎為觀止了。料他“不久要還俗”的朋友，現在大約也能相信我這句話：“佛法最崇高。”
看了這一套照片，使人猛悟人生的無常。李先生是銀行家的兒子，幼年時曾經尊榮富厚。李先生是滬學會、南社的巨子，少年時曾經馳譽文壇。李先生是中國最早研究洋樂洋畫和話劇的新藝術家，壯年時曾經蜚聲藝苑。李先生是中國最早的藝術教師，中年時曾經有過決不止三千的門牆桃李。他曾經用苦功彈鋼琴，用苦功寫魏碑，用苦功作詩文。料想他在當時一定對每一種東西熱中，為每一種東西興奮，而嚐到每一種東西的甘味。然而這些東西都像甘蔗，嚐完了甘味之後，剩下來的隻是渣滓，使他不得不唾棄，而另找永久的“法味”。看了李先生一生的照片之後，可知號稱“不朽”的文藝，也隻有一時之榮，何況世間其他的“名利恭敬”呢？人生一切是無常的！能夠看透這個“無常”，人便可以拋卻“我利私欲”的妄念，而安心立命地、心無掛礙地、勇猛精進地做個好人。所以佛法決不是消極的！所以佛法最崇高！
1949—1950年
我與弘一法師
弘一法師是我學藝術的教師，又是我信宗教的導師。我的一生，受法師影響很大。廈門是法師近年經行之地，據我到此三天內所見，廈門人士受法師的影響也很大；故我與廈門人士不啻都是同窗弟兄。今天佛學會要我演講，我慚愧修養淺薄，不能講弘法利生的大義，隻能把我從弘一法師學習藝術宗教時的舊事，向諸位同窗弟兄談談，還請賜我指教。
我十七歲入杭州浙江第一師範，廿歲畢業以後沒有升學。我受中等學校以上學校教育，隻此五年。這五年間，弘一法師，那時稱為李叔同先生，便是我的圖畫音樂教師。圖畫音樂兩科，在現在的學校裏是不很看重的；但是奇怪得很，在當時我們的那間浙江第一師範裏，看得比英、國、算還重。我們有兩個圖畫專用的教室，許多石膏模型，兩架鋼琴，五十幾架風琴。我們每天要花一小時去練習圖畫，花一小時以上去練習彈琴。大家認為當然，恬不為怪，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為李先生的人格和學問，統製了我們的感情，折服了我們的心。他從來不罵人，從來不責備人，態度謙恭，同出家後完全一樣；然而個個學生真心的怕他，真心的學習他，真心的崇拜他。我便是其中之一人。因為就人格講，他的當教師不為名利，為當教師而當教師，用全副精力去當教師。就學問講，他博學多能，其國文比國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曆史比曆史先生更高，其常識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書法金石的專家，中國話劇的鼻祖。他不是隻能教圖畫音樂，他是拿許多別的學問為背景而教他的圖畫音樂。夏丏尊先生曾經說：“李先生的教師，是有後光的。”像佛菩薩那樣有後光，怎不教人崇拜呢？而我的崇拜他，更甚於他人。大約是我的氣質與李先生有一點相似，凡他所歡喜的，我都歡喜。我在師範學校，一二年級都考第一名；三年級以後忽然降到第二十名，因為我曠廢了許多師範生的功課，而專心於李先生所喜的文學藝術，一直到畢業。畢業後我無力升大學，借了些錢到日本去遊玩，沒有進學校，看了許多畫展，聽了許多音樂會，買了許多文藝書，一年後回國，一方麵當教師，一方麵埋頭自習，一直自習到現在，對李先生的藝術還是迷戀不舍。李先生早已由藝術而升華到宗教而成正果，而我還彷徨在藝術宗教的十字街頭，自己想想，真是一個不肖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