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朋友海燕有個三歲的女兒叫飛飛，聰明伶俐到能在人流中對她媽媽說：“我們在擁擠的人群中迷失了方向。”我曾一度要求做她的幹媽，後來因為自卑不像能做個好媽媽的樣子，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可心裏總是惦記著飛飛，像惦記自己的孩子一樣。在我動筆之初，海燕聽說了我要寫一本“有關兒童教育”的書，很熱切地打來電話說：“好呀，趕緊寫吧，最好實用點，你看飛飛現在就那麼有個性，那麼有主張．我真不知道往後該怎麼教育她了。”她說，無論如何，她是希望飛飛不要再像自己一樣，在懵懂和徘徊中過了大半輩子。我不禁笑出聲來，明知我不是教育學博士，也沒有做過媽媽，她竟然還指望我能為她指點迷津，看來是有病亂投醫夠急的了。我隻好實話實說，我寫的東西充其量隻是能給你當媽的提個醒，對孩子的教育多一些思量，別叫她重蹈了咱們的覆轍，至於怎麼教育才能保證飛飛茁壯成長，你還是聽專家們的吧。聽我這麼一說，她在電話那頭好像很失望，弄得我也有點泄氣，可我總不能打腫臉充胖子吧，再說，也沒必要，我這些文字又不是專講兒童教育的。
對於生活中的缺憾，我曾經很認同張愛玲的“一襲華服上的虱子”的妙評，它叫我常會耿耿但也能釋懷。可當我斷斷續續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卻發現自己被無以複加的追悔心情從頭跟到了尾——原來千瘡百孔的生命是撐不起一襲華服的！寫這個後記時，剛好韓日足球世界杯落下帷幕，首次亮相的中國隊早已兵敗，大喜過望冷卻後的媒體開始充滿總結反思的聲音了，又有不少為中國隊下一屆揚威德意誌支招的。要我看，沒戲，與其麻袋片上繡花，不如踏踏實實地把功夫花在娃娃身上，叫他們去打翻身仗倒還有些指望。
落筆寫下前言的時候，我人還在海外，間或回國時，已經被朋友們戲稱為“海龜”了。看到所謂海歸突然熱成這樣，似乎一下子成了民族複興的指望，受寵若驚之餘，我也暗自尋思，自己一沒學到高科技，二也沒帶回什麼資金專利，就這麼憑白掠美，總有浪得虛名之嫌，所以每遇見不服氣的，我便作踐自己一下：“海龜不敢當，充其量算個王八吧。”娛入娛己，效果還算說得過去。拉雜寫下這些文字後，自己琢磨著像是從西天取了點經回來，但也不是很清楚它究竟能管多少用。好在有大師魯迅在前麵扛著，他教導我們說，吃了外國的牛肉，隻是長身體，並不會使你變成外國入，倘你以為吃了外國的牛肉，就不純粹了，因而拒絕，則你是憨大。
就在我快要收筆的時候，突然發現一本叫“我平庸我快樂”的所謂“另類教育書”異軍突起，正在國內的市麵上熱賣。書的封麵上赫然印著：“寧要快樂的傻子，不要憂鬱的天才。”從這樣極端的主張中，看得出作者也是出離憤怒了。審時度勢，我不介意以此書為這股所謂的“反潮流”推波助瀾，為“人性教育”衝一衝閘門，但如果叫我的女兒因此做矯枉過正的犧牲品，不得不成為傻子，我做母親的還是於心不甘。所以，我主張，不平庸也快樂，為什麼不呢？
最後，雖然放棄了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我還是要對所有在我生命中走過的人們表示感謝，以及對那些我因愚魯傷害過的人們表示歉意，從某種意義上，是所有這些人們成全了這樣一本書。特別是在我隻身遊學海外期間給了我各種關懷的朋友們，我權且把此書當作對其友情的一次小小回饋。至於父母、兩個妹妹（曾莎、曾葳）所無私給予的血濃於水的親情，更遠不是一句感謝所能回報的了。
僅是為了這本書，有一件事我就不能不記下：為了找出本書所需圖片的底片，我的老爸老媽將我留給他們保管的一箱子的照片底片全部掛到了透光的窗戶上，兩人眼上帶著老花鏡，手上舉著放大鏡，對著電腦上我給他們傳去的圖樣，就那麼一張一張地排查，找到了還要在他們事先設計好的統計表上標注出來。電話裏．老媽笑著形容說，他們既像搞科研又像在掃雷，形象可笑極了。我聽了，笑著流了淚。無以為報，謹以此書獻給他們。
寫於2002年6月又及：
為了飛飛，也為了我還在期待著與她的緣分的女兒，我總覺得自己責無旁貸，於是有了這些文字。但在下筆的時候，我也時常會產生疑慮，自己八成是在跟風車較勁吧？所以，雖然有微言大義的目標，但寫起來時，仍不免在這裏或那裏欲說還休。有時，我會懷疑這是當記者時落下的職業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