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結構性暴力增生與非洲動蕩的常態化
安全問題
作者：張春
對於普通公眾而言，非洲往往與諸如戰亂、疾病、饑餓、貧困等負麵印象聯係在一起。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但並不是故事的全部。盡管總體形勢不佳，但非洲遠沒有新聞報道中所描述的那麼混亂與落後。就本文所討論的非洲安全形勢而言，它事實上要好於大多數新聞報道，我們不僅可從中發現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同時還可以看到非洲安全形勢存在著廣泛的多樣性。
非洲安全挑戰的多樣化
當談論非洲的不安全時，人們往往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即非洲有54個國家，擁有3000多萬平方公裏的廣袤土地。因此，非洲安全形勢事實上充滿著多樣性，具體表現在安全挑戰性質差異、地區國別差異和曆史時期差異三個方麵。
非洲安全挑戰多樣化首先表現在其性質的多樣，主要可分為結構性暴力和非結構性暴力兩種。非洲麵臨的安全挑戰相當複雜，一般討論傾向於從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角度展開，傳統的如國家間或跨國戰爭、內戰等，非傳統的如恐怖主義、地方武裝暴亂、宗教與民族矛盾和衝突、選舉前後的騷亂、公民社會抗議、跨國犯罪、人口販賣、毒品走私等。需要指出的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視角並不能很好地解釋非洲安全挑戰的性質多樣。而結構性暴力和非結構性暴力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非洲安全挑戰的性質差異，也有助於理解下文所要討論的地區和曆史性差異。所謂結構性暴力，是指國家所組織或發起的針對其他國家和/或本國國民的暴力行為，如對外侵略、對外幹涉、對內鎮壓等，這是種自上而下的或者說國家的暴力使用。而非結構性暴力，是指由包括團體和個人在內的非國家行為體所組織和/或發起的主要是針對政府——包括本國和外國的暴力行為，如社會騷亂、宗教與部族矛盾、選舉前後的動蕩、有組織犯罪、海盜、恐怖主義等，這是種自下而上的社會性的暴力使用。盡管未必是有組織的或一定是反政府的，但非結構性暴力的後果遠比結構性暴力更加嚴重，波及麵也更為廣泛；更為重要的是，非結構性暴力對各國政府的統治帶來了重大挑戰，特別是對政府合法性的侵蝕相當明顯，這在“阿拉伯之春”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非洲安全挑戰多樣化的第二個表現在於其地區或國別差異，不同地區或國家所麵臨的安全挑戰往往存在重大差異。總體而言，非洲大陸的中間地帶，即從東部的非洲之角、到中部的大湖地區再到西部非洲地區，結構性暴力與非結構性暴力相互交織，如索馬裏青年黨恐怖主義活動、南蘇丹內戰、剛果（金）東部地區動蕩、中非共和國內亂、尼日利亞博科聖地恐怖主義活動、索馬裏海域和幾內亞灣的海盜、西部非洲的人口販賣與毒品走私、阿爾及利亞的基地馬格裏布分支等。相比之下，北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非結構性暴力更為明顯，如埃及反反複複的大規模示威遊行與社會騷亂、南非的種族排外情緒與礦工罷工活動、遭受過“阿拉伯之春”的國家內部治理混亂等。
非洲安全挑戰多樣化的第三個表現，也是最重要的表現，是其曆史發展所呈現的多樣化特征。冷戰時期，不少非洲國家是美蘇冷戰的“前線國家”，非洲安全挑戰幾乎屬於結構性暴力，即國家間暴力或國家針對國內外民眾的暴力。冷戰結束後，非洲對於大國權勢鬥爭而言的地緣政治重要性相對下降，大量先前受冷戰格局約束的種族、宗教、曆史矛盾得以釋放，使非洲迅速成為世界上最為混亂和最不安全的地區，各種非結構性暴力迅速增長，結構性與非結構性暴力共同主導了這一時期的非洲安全挑戰。例如，僅1999年，非洲53個國家中就有16個陷入了武裝衝突，大多數都不符合經典的國家間戰爭的界定。而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非洲便飽受由相互聯係的戰爭形成的毀滅群的破壞。這樣的“毀滅群”有三個，分別是西部非洲，在利比裏亞、塞拉利昂、幾內亞和科特迪瓦都有戰爭或衝突；大非洲之角，在乍得、埃塞俄比亞、厄立特裏亞、索馬裏和蘇丹有戰爭或衝突；大湖地區，在盧旺達、布隆迪、紮伊爾/剛果（金）及烏幹達陷入戰亂。進入21世紀後，當代通訊技術革命特別是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進一步加速了非洲的非結構性暴力的釋放，使得今天的非洲安全挑戰很大程度上為非結構性暴力所主導。
非結構性暴力上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