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治理的回顧與前瞻
求索與借鑒
作者：薛彥平
長期以來，德國的經濟治理就以審慎和穩健著稱，它不僅是德國有別於其他歐洲國家之處，也是德國能迅速克服金融和經濟危機後果的關鍵。本文將從幾個方麵分析德國的經濟治理。
社會市場經濟：
德國經濟治理的外部環境
德國是“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發源地和試驗場，因此德國的經濟治理政策帶有明顯的社會市場經濟特征。從19世紀的李斯特[1]，到20世紀20至40年代的弗賴堡學派，[2]再到50年代路德維希·艾哈德，[3]國家幹預的思想一脈相承，而國家幹預正是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石。1948年，路德維希·艾哈德強調了市場失靈情況下國家幹預的合理性。1949年通過的聯邦德國《基本法》在保護私有財產和公民權利的前提下，強調私有財產必須盡社會義務，這為德國的經濟治理提供了法理依據。
二戰後，德國政府始終強調國家和市場共同發揮作用——在經濟相對繁榮時期強調市場的作用，在經濟衰退時期突出國家幹預。近七十年來，德國經濟就是在“市場”和“國家”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取得成功的。說得直白些，艾哈德的社會市場經濟思想，就是要充分享受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競爭和效率好處，但同時對自由市場進行某些限製。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並不絕對排斥競爭，但它所說的“競爭”不同於19世紀那種自由放任，而是輔之以必要的國家幹預的競爭。自由競爭是實現基本經濟目標的最好手段，也是社會市場經濟製度的重要支柱，在社會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責任就是製定和執行經濟政策，在精神和物質上給私人企業家以指導和幫助，但這並不意味著私人企業家可以為所欲為，政府應該不聞不問，放棄一切幹涉。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必須要處理好經濟自由和政府幹預的關係，亦即克服無限製的自由放任和嚴酷無情的政府管製之間的矛盾，在絕對自由和集權主義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概言之，德國經濟治理中的國家幹預色彩比較濃厚，但德國政府扮演的是競爭的“裁判者”而非“參加者”的角色。
當然，20世紀80年代席卷全球的自由化浪潮也曾影響過德國，聯邦政府也推行了部分私有化並采取了自由化措施，但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這種做法的影響相對有限，沒有危及到社會市場經濟治理的基本思想。不過，也有些德國學者認為：社會市場經濟的根本出發點並不在於限製競爭，相反，德國政府鼓勵企業自由競爭，特別是在出口方麵，因為過度的幹預會損害整個德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4]
德國經濟治理的
主要內容和特征
一、德國在幾個方麵的經濟治理情況
（一）財政和金融治理：追求審慎、穩健和公平的政策。德國財政治理追求的目標是“審慎、穩健和公平”。從財政收入看，德國的稅收來源比較均衡，直接稅和間接稅比較合理。譬如，德國的個人所得稅約占總稅收的27%，明顯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但增值稅占總稅收的36%。為什麼呢？因為德國政府認為，直接稅受經濟周期的影響較大，而流轉過程中的間接稅受經濟周期的影響較小，這樣的結構可以保證德國政府即便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也能夠有充足的財源。從財政的轉移支付看，德國政府非常注意公平性，尤其是發展水平和貧富差距較大的各州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可以不經過聯邦政府，由各州政府自行決定。這種做法促進了各地區的均衡發展，也縮小了貧富差距。在歐洲國家中，德國的基尼係數很低，即便是在經濟危機後也是如此。譬如，2008年德國的基尼係數為30.2%，2012年降低到28.3%。這在某種程度上要歸結於德國轉移支付的作用。
德國始終恪守嚴格的財政紀律，嚴控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比例。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如果某國的公共債務占GDP比重超過90%時，該國的經濟增長就會放慢，德國的公共債務長期保持在80%以內，不僅低於歐盟多數國家，更遠低於美國和日本。在2008—2011年期間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為照顧歐盟的整體利益，德國政府也曾被迫增加財政開支，使財政赤字有所增加，但危機過後立即緊縮財政。經濟學家的普遍預測是，德國政府將在2015—2016年期間實現財政的盈餘。
德國政府重視財政政策的穩健性，這固然與德國人穩重和遵守紀律的民族特性有關，但更多的是與兩德統一帶來的慘重教訓有關。當時，為了振興德國東部經濟，德國實行了大規模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結果導致財政狀況急速惡化，經曆了長達十年的經濟不景氣。此外，德國政府對美國那種依靠財政刺激經濟的做法很反感，認為這種“寅吃卯糧”的做法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線。
在金融監管方麵，德國政府的政策也非常嚴格，而且可以用“苛刻”一詞形容。這種嚴苛的政策使德國金融機構的投資回報率很低。譬如，金融危機爆發前，歐洲100家最大銀行的平均回報率為9.9%，而德國平均回報率隻有4%。早在2001年，德國政府就取消了對儲蓄銀行的政府擔保，要求它們自己擔保自己，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就減少了銀行的高風險行為。同時，政府對商業銀行的儲備要求非常苛刻，所以整個德國商業銀行體係的不良資產率逐年下降。因此在金融危機爆發後，德國商業銀行的情況要明顯好於英資銀行，譬如，2008年英國彙豐銀行的“減記和虧損”額超過330億美元，而德意誌銀行僅為130億美元、巴伐利亞銀行僅為148億美元。[5]
（二）產業經濟治理：追求卓越的工業立國理念。德國政府非常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雖然戰後德國產業結構也經曆了同其他歐洲國家類似的升級和調整——服務業比重大幅超過製造業，但德國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中，並沒有選擇美英那種嚴重依賴股票市場和風險投資的道路。由於德國銀行與企業之間傳統的資金供應鏈比較牢固，德國實體經濟的資金環境相對穩定，德國得以繼續保持在汽車、機械工程設備、輸配電設備、化學工業和電器製造等方麵的巨大優勢，同時在醫療設備、儀器儀表、尖端科技、環保材料和新能源技術等方麵積累了很強的競爭優勢。聯合國工發組織（UNIDO）報告顯示，2012年德國製造業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第二位，係數為0.5176，僅次於日本0.5409的係數，而美國係數僅為0.4822。[6] 2013年，德國汽車、機械、化工、電氣占全部製造業產值的40%，創造了25%的就業崗位，對GDP的貢獻率達30%，平均高出美國、英國和法國十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