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論
作者：陳永偉 周林
近年來，國有企業（本文中的“企業”包括采用類似企業經營方式的事業單位）頻頻向民營企業拋出橄欖枝。2010年，央企龍頭中石油攜119個項目赴江浙等地，尋求與民營企業合作；而作為地方國企代表的重慶鋼鐵，則和民營企業亞洲鋼鐵公司一起，攜手開發澳大利亞鐵礦⋯⋯這或預示著一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競合共贏的時代已經悄然而至。
從“爭利”到“競合”
長期以來，人們有一種“爭利”的觀念：在一個市場中，價值的總量就好像一張餅，所有市場參與者的目的就是盡可能從別人嘴裏搶下更多的餅。企業和消費者之間就要爭“消費者剩餘”，上下遊企業之間要爭利潤分配，而同行企業之間則更要爭市場、爭客戶⋯⋯總之，隻要是不同利益主體，它們在市場上就是一種殘酷的競爭關係。
這種“爭利”的觀念反映在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之間，就創造出了所謂的“國”、“民”之爭。一些觀點認為，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由於所有製性質不同、代表的利益主體不同，因此兩者之間除了一般的市場競爭外，還夾雜著其他的競爭關係，因此彼此的衝突應當更尖銳、競爭程度應當更激烈。無論是前些年熱炒的“國退民進”，還是近年來頗具爭議的“國進民退”，大體上都是在這種思維模式下做出的判斷。
應當承認，“爭利”的觀念是極具煽動性和宣傳力的，但是其論證的前提卻並不正確。因為市場上的價值根本就不是一張固定不變的餅，它的大小是由在市場中相互博弈的各方交互決定的。在1996年出版的《競合》一書中，管理學家內勒巴夫（Nalebuff， B. J.）和布蘭登勃格（Brandenburger，A. M.）對以上思想進行了詳盡的闡述。
在著作中，內勒巴夫和布蘭登勃格向人們展示了一張生動的價值網（如圖1）。在這張網中，共有四類主體參與其中，它們分別是：本企業、競爭者、顧客以及供應商，這四類主體間的每一次互動，都不僅僅是爭奪價值，同時也存在著創造價值的可能性。
首先，當本企業和顧客發生互動時，兩者的關係並不僅僅是在爭奪“消費者剩餘”—如果企業可以根據消費者的偏好開發出新的產品，那麼就完全可能實現兩者福利的共同提升。其次，企業通過和供應商的良好合作，可以優化管理，大量節省成本。最後，對於同對手的互動，內勒巴夫和布蘭登勃格做了更為詳細的討論。在傳統的“爭利”觀點下，對手就是冤家，是天然的競爭對手。但是，如果從競合的觀點看，兩者的關係除了競爭對手，還有可能是“互補者”，通過優勢互補、資源互換，完全可以實現雙贏發展。
如果從“競合”的觀念出發，我們就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即：不同企業之間，除了有競爭，也應該有合作。
以上的結論十分簡明，但應用在“國”“民”之間時，卻總會遇到一些觀念上的障礙。總有人會詳細盤算在合作過程中究竟是“國”進了，還是“民”進了。事實上，這些盤算大體上是不必要的：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隻要它們之間的合作創造了價值，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就是有利的。而且，隻要市場的運行規則是規範有效的，那麼所有經濟主體的自願合作都將是促進自身福利的改進的。從這個意義上看，“國”“民”合作的結果將不會是單純的“國退民進”或“國進民退”，而是更為和諧的“國民共進”。
在厘清了觀念上的問題後，還有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國”“民”之間的競合在現實上究竟是否可行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並且，我們認為，相對於相同所有製性質的企業，“國”“民”之間的合作空間可能會更為廣闊。
根據內勒巴夫和布蘭登勃格的競合理論，企業之間合作空間的大小取決於它們之間差異性和互補性的大小。如果各個企業都是同質的，彼此又沒有什麼互補性，那麼它們之間的合作可能就很小；而如果各個企業的差異較大，彼此又有較強的互補性，那麼它們之間走向合作的可能就很大。而從我國的現實狀況看，一方麵，國有企業在資金、技術、市場等條件上都有極大優勢，但是在市場靈活性、創新能力等方麵卻有一定的不足；另一方麵，民企雖然缺資金、缺技術、缺市場，但在市場靈活性等方麵卻有著先天的優勢。綜合以上因素，我們就完全有理由對“國”“民”之間的合作充滿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