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
作者：慈玉鵬
說到未來學，就不能不提起托夫勒和奈斯比特。這兩位職業作家從不同的角度，在上世紀給全世界勾勒出了未來的發展輪廓。他們的預言，對管理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阿爾文 · 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名氣相當大，作為一名社會批評家，他在20世紀70～80年代以《未來的衝擊》發動了對時代的衝擊，以《第三次浪潮》掀起了社會性浪潮，迅速在全球走紅，其後又以《權力的轉移》揭示了管理的變革機製。美國的埃森哲管理谘詢公司（Accenture）認為，托夫勒對企業界的影響力僅次於比爾 · 蓋茨和彼得 · 德魯克，排名第三。僅僅就以對中國的影響而言，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剛剛出版不久，就在打開國門的中國成為暢銷書。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學界，幾乎人人都在談論托夫勒，個個都在說第三次浪潮。所以，僅僅從其影響之廣泛出發，也值得討論他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管理領域，托夫勒讚同本尼斯、德魯克等學者的觀點，認為傳統的韋伯式官僚製已不能適應社會現實，必須予以改革甚至另起爐灶。在社會領域，他認為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逐步走出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掀起了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的第三次浪潮。在這一社會背景下，同工業社會匹配的組織機構、公共政策、思想觀念必須隨之而變。那麼，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的區別在哪裏？組織機構應該如何改革？這就是托夫勒試圖解答的問題。
“叛逆者”
托夫勒曾經說過：“要了解一位作家的思想，先弄清他或她‘從哪兒來’（用俗語說），是有好處的。”這句話恰好也適用於他自己。
1928年10月4日，阿爾文 · 托夫勒出生於美國紐約的一個波蘭裔猶太人大家庭。同曆史上大多數猶太人的情況類似，托夫勒家族也世世代代遭受顛沛流離之苦。19世紀後期，他的祖父母從波蘭遷出之後，曾到過北極地區謀生，曾在亞馬遜熱帶雨林墾荒，還加入過開發美國西部的拓荒者隊伍，最終他們選擇在紐約落腳，像千千萬萬猶太人一樣，選擇了自己最拿手的行當——做生意。這種不斷遷徙的經曆，往往能夠磨練人的意誌。20世紀80年代，接受波士頓南城出版社記者采訪時，托夫勒回憶道，他家族中的每一個人，都堅毅而樂觀。祖母“活到近九十，身體結實，吃苦耐勞，什麼環境都適應”；母親“為人謙恭，但是喜歡思考，有強烈的求知欲；雖然沒有念完高中，偶爾卻見她讀康德、休謨、貝克萊主教的書”；姑姑的為人“使我感染了藝術家豪放不羈的習氣，對詩歌產生了愛好”；父親和叔叔“都不是膽小怕事的人，沒有一點奴性、媚骨。我把他們當做硬漢子的典型，牢記他們的每句話”。家族對托夫勒的成長有著無形而又巨大的影響。
有的經濟史學家認為，在美國的發展史上，曾經存在一個重要的經濟三角：東北部的工業品、西部的皮貨和礦藏、南部的棉花等農產品，三大地區互通有無，相互支撐，共同締造了19世紀後期美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托夫勒的父親在紐約定居後，利用美國東北部和西部之間存在的巨大商機，開始經營皮貨生意。由於注重誠實經營，托夫勒父親的生意越做越大，雖然算不上富豪，但已衣食無憂，家境殷實。托夫勒的童年，正處於美國曆史上的經濟大蕭條時期，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工人失業、政局動蕩，社會混亂不堪。雖然年景不好，托夫勒父親的生意卻一直能夠維持，不僅為整個家族提供了物質生活保障，並有能力讓托夫勒接受良好的啟蒙教育，培養了他對詩歌和寫作的濃厚興趣。進入學校後，他的文學興趣和特長得到充分發展，為日後的記者和作家生涯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
1945年，托夫勒就近進入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英語專業學習。同年，二戰結束，幾百萬美國大兵從歐洲和太平洋戰場浩浩蕩蕩歸國複員。根據1944年美國國會通過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所有參加二戰的美國士兵，有深造條件者複員後均可享受政府補貼進入大學學習。於是，美國各大學一時人滿為患，不同年齡層次、不同文化基礎的學生共處一室，在象牙塔裏接受高等教育。這一年，托夫勒尚不滿18周歲，同經曆過塞班島血戰、諾曼底登陸的同學相比，自然顯得稚嫩無知。雖然有年齡和見識上的差距，但是在知識基礎和思想意識上，托夫勒要超出多數當兵出身的同學。在學校裏，他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撰寫詩歌，發表文章，編輯雜誌，忙得不亦樂乎。同時，他積極參與各種學生活動，甚至參加了當時在美國尚處於萌芽狀態的民權運動。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托夫勒接觸並接受了馬克思的理論。可以說，這一階段的托夫勒，是一位典型的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激進青年，傾向於以批判社會為己任的左派。
在紐約大學學習期間，托夫勒鍛煉了文筆，提高了覺悟，還邂逅了阿德萊德 · 法瑞爾（Adelaide Elizabeth Farrell），收獲了愛情。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托夫勒的大學生活，可謂圓滿無缺。法瑞爾後來成為托夫勒的妻子，即海蒂 · 托夫勒（Heidi Toffler）。她同當時的多數女性不一樣，在學校中她是活躍分子，腦子裏充滿著浪漫和激進思想，時刻準備為社會主義而奮鬥。海蒂和托夫勒走到一起，可謂珠聯璧合，兩人共同參與並組織學生運動，一起報名航空技校學習飛機駕駛，搬到離紐約大學不遠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同居。在紐約，格林威治村是反主流文化的大本營，許多反叛的、激進的藝術家、詩人、文學家曾先後在此居住，如馬克 · 吐溫（Mark Twain）、惠特曼（Walt Whitman）等。在20世紀60～70年代的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中，格林威治村往往成為運動的中心地區，也成為“垮掉的一代”叛逆反抗的象征。這一對情侶選擇了格林威治村，預示著他們未來道路的叛逆色彩。
馬克思主義者的蛻變
1949年，托夫勒從紐約大學畢業，獲得英語專業的學士學位。在當時，他完全可以憑著自己的本科學曆和文字功底，找一份輕鬆的白領工作。然而，托夫勒和海蒂卻做出了一個讓幾乎所有人都吃驚不已的決定——去工廠當一名普通工人。半個世紀之後，托夫勒接受台灣企業家溫世仁先生采訪時解釋道，他渴望走出校園，像二戰複員的同學一樣出去見見世麵；另外，他幻想能夠撰寫一部描寫工人階級生活的小說，所以，必須首先要了解工人的現實生活；或許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受馬克思理論的影響，他希望深入工人群眾中，組織工人運動，為美好的未來而奮鬥。
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中，托夫勒用無比詩意的語言描述了自己去美國中西部當工人的旅途：“1950年1月，20世紀下半葉剛剛揭開序幕，一個22歲瘦弱的青年人，帶著新獲得的大學文憑，乘了一夜長途公共汽車，來到被他認為現實的時代中心。身旁坐著他的女朋友，座位下放著一紙箱書籍。透過雨水衝刷著的玻璃窗，美國中西部一眼望不到盡頭連綿不斷的工廠迎麵掠過，這時，灰 的晨曦降臨大地了。”進入工廠之後，托夫勒什麼活都幹過，“操作衝床，在鋼鐵廠當技工，在汽車生產線上拋光金屬……操作蒸汽鑽、叉車、油漆腳踏車……，裝配汽車、卡車，衝壓風扇網，修理輸送帶，清掃通風管，建造非洲礦坑用的除塵設備。”這時，他才發現工人的境況遠非職業鼓動家所描述得那麼浪漫。
“我曾經幫助把一位65歲的老太太從濺滿鮮血的機器旁抬走，她的四個手指頭剛剛被機器切掉。她的哭叫聲至今縈回於我的耳際：‘耶穌啊！聖母啊！我再也無法幹活了！’”殘酷的現實，使本來深受西方左派思潮影響的托夫勒看到了學院左派的致命弱點，也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疑問。他一方麵“體會到了左派學者的‘喚醒美國工人階級意識’的無知和自大”，另一方麵“親眼目睹了白領管理階層的愚行，如對工作安全的漠視、對藍領工人高高在上的態度”。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托夫勒自己承認，青年時期他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然而，此時身為一名藍領工人，現實卻促使自己對信仰開始反思。正如他後來所言：“當時我像許多青年一樣，自以為所有的問題都有了‘答案’。後來我懂得了，我的答案是不完全的，是片麵的和絕對的。另外還得指出，正確地提出問題，常常比正確地回答錯誤的問題，要重要得多。”藍領經曆使他開始拋棄來自書本的幻想，麵對殘酷的現實，他在對未來感到迷茫的同時，也看到了未來的無數種可能性，這成為他日後研究未來學的初衷。
1953年，托夫勒離開工廠，加入美國陸軍服役。軍隊刻板規律的生活，鍛煉了托夫勒的意誌。此時，朝鮮戰爭尚未結束，軍旅生涯使托夫勒開始思考戰爭與和平的關係，他的思考為日後提出戰爭-反戰理論作了鋪墊。
退役歸國後，托夫勒成為一名記者，1957年開始擔任賓夕法尼亞州《約克日誌》（The York Daily Record）駐華盛頓記者。在報道美國白宮、國會的新聞之餘，他撰寫各種文章，向各類雜誌自由投稿。雖然是自由投稿，但是托夫勒的傾向性很明顯，文章內容主要關注勞工運動，投稿對象主要為《民族》（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國家勞工報》（National Labor Paper）等左傾雜誌。
1953年到1961年的美國，由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執政。艾森豪威爾為人謙遜，品德高尚，信奉共和黨的傳統理念，主張自由主義。然而在經過下層社會洗禮的托夫勒眼裏，看到的不是艾克的輝煌，而是政府的落伍。記者的敏銳，使他養成了尖銳的批判精神。隨著年齡的增加，托夫勒雖然不再像學生時代一樣激進，卻保持著對官僚體係的反感。1956年，美國的辦公室工作人員（白領階層）人數首次超過工廠從業的藍領人員，這預示著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然而，政府卻跟不上這種變化。托夫勒回憶說：“1957年恰巧就在我生日那天第一顆人造衛星升空，開啟了太空時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避孕丸’的發明。社會發生這麼多重大的改變，但政治人物卻完全無視這種種的變化，這種現象使我們了解到政治是遠遠落後的，於是我們開始全力投入，有係統地去研究變革的成因以及它造成的可能衝擊。”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經濟發展迅速，各類發明層出不窮，托夫勒不斷探究新發明對於社會的影響和意義，試圖提醒人們為未來做好準備，由此進入了未來學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