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作者：羅家德
“十二五”規劃發布以來，社會管理創新成為政治與社會的新焦點。在社會問題多發的今日，社會不穩成為威脅經濟增長與國家發展的大敵，然而現有的手段顯然解決不了多元、複雜社會中的多種多樣的社會問題，所以社會管理創新成為從政府到社會的共同呼求。
日本大地震中，沒有政府出麵指揮，日本民眾可以自組織，自管理，如此井然有序。而國內民眾卻謠言四起，搶鹽搶到缺貨，政府、專家出來辟謠亦不得其用。
究其根源，是因為社會治理需要市場、政府與自組織的三種治理機製鼎足而立，方能穩定。我們少了一足，故而亂象頻生。
社會學者林南將這三種力量分別稱為政權、民權和社權。政權，指政府自上而下的一套官僚體係；民權，個人權利，主要是財產權，指人們在市場上自由交換的權力；社權，即社群權力，指的是自組織形成的社群所擁有的自治權力。形成社權的社群種類有很多，包括NGO、興趣團體、網絡虛擬團體、職業團體、行業團體、共同利益團體如消費者協會，以及城市的社區與鄉村村落等等。
明茨伯格也強調，社會治理的優良需要靠三種權力：市場、政府和社群。三者相互平衡社會才能健康運行。日裔學者福山在1990年代初寫了《曆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認為人類曆史發展到現在已經達到了最高境界，所有的大問題都已經被美國用“民主政治加資本主義製度”的方式解決，剩下的事情都已經無關緊要了。這本書出來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也受到了很多學者的批判。9-11、2008年金融危機等都說明了福山判斷的錯誤。
明茨伯格以為，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於社會主義製度，而在於政府、市場和社會三種力量失衡。美國的發展恰恰是由於其具有強大的自我調適功能，能夠主動吸收社會主義製度中的諸多優點，如社會福利製度等。而蘇聯則過於強調政府力量，消滅了市場和社區，隻剩下了中央計劃、政府管控的單一力量。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製取消了市場，一切依靠行政調控和配額，這一方麵帶來巨大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麵也造成了資源配置的無效率。俄羅斯人曆史上大多是東正教國家，教堂和宗教組織在協調社區事務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取消宗教之後，一切都由國家指揮，壓抑了民間自組織的自由。這樣一個完全由政府控製的國家，最後一定會出現失衡和各種問題。隨著官僚係統越來越龐大和僵化，腐敗問題開始在各個層級湧現，並開始向整個係統濫權，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明茨伯格也強調今日美國有重蹈蘇聯覆轍的趨勢。美國越來越強調資本主義和個人權力，其宗教和社區都在逐漸沒落和解體。普特南在《獨自打保齡球》一文中指出，現代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變得越來越自我和孤僻，獨自去打保齡球的人越來越多，這正反映了美國社區力量的衰弱和總體社會資本的下降。另一方麵，美國的市場力量膨脹，甚至到了控製政府的地步。鮑爾森擔任財政部部長，而其自身恰好是製造金融風暴的美國投行的人馬。即便是在2008年嚴重的金融危機情況，美國總統奧巴馬痛罵華爾街的巨頭為肥貓，然而他所能做的也十分有限。由於政府官員背後都有賴財團經濟力量的支持，因此政府行為受製於市場的力量。這種情況引發了金融風暴，帶來了美國國力的下降。
唯有自組織（社群）、市場和層級（政府）三者平衡，社會才能安定與發展，過猶不及，都不可持續，這正是中國人中庸之道的精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