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提倡的“仁、義、禮、智、信”，是為儒家之“五常”。最早孔子提出“仁、義、禮”，孟子後來又延伸為“仁、義、禮、智”，到了漢代的董仲舒便在孔孟學說的基礎上，擴充為“仁、義、禮、智、信”，後世尊為“五常”。這“五常”始終貫穿於中國幾千年倫理的發展中，成為中國價值體係中的最核心因素。
中國古代文化提倡“五常”，是基於建立一種文明有序的社會風氣之需要。何為“五常”之意？簡而言之，在與他人相處時，能夠做到融洽和諧，能夠愛人即為仁；在別人有難時，伸出援助之手，幫其一把，即為義；敬人即為禮；把日常生活中的東西琢磨透了，能夠明辨是非就叫智；言無反覆、誠實不欺，就叫信。
“信近於義，言可複也；”信者，人言也。遠古時代還沒有發明紙張，記載文字非常不方便，人類在生存過程中累積的經驗或技能主要依靠言傳身教。那時候的人們因生存的需要而抱成團，是非常純真樸素的，對周圍世界的認識往往需要付出許多生命或鮮血的代價，而這種代價換來的經驗，往往也是最可靠的。所以說，信者，更是人類在實踐過程中總結出來的言傳經驗，古人教人做人要守信，不能講空話，而講了的話必須兌現或應承了別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一諾千金”就是很好的詮釋。
我們經常所說的“仁義”或“俠義”，這個“義”字與墨家的“義”有相同之處。《水滸》中的一百零八條好漢，大都是因為路見不平一聲吼，結果為當朝律法所不容，被逼走上梁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墨子精神的流廣，乃至後世衍生的幫會，都有這種俠義的精神。我們中國人的傳承中就有這種性格，小到個人，可以不惜為朋友兩肋插刀，為了忠或為了義，可以把自己的性命交付給對方；大到民族，當國家變亂動蕩的時候，老百姓可以為國家民族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不畏犧牲。所以，忠義之氣，也是我們民族的優良特性，是非常偉大的一種潛在力量，也是中國文化的表現。這種精神除了來自儒家孔孟的影響外，墨家的行事態度及古代俠義小說的教化作用更大。
墨家的創始人是墨翟，其建立的墨家組織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首領稱“矩子”，其成員到諸侯各國出任官職的同時，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領取的工資也必須向其組織奉獻。墨家組織的成員也稱“墨者”，多數來自於社會底層，他們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其注重艱苦的實踐，生活非常清苦。墨者可以“赴湯蹈刃，死不旋踵”。墨者必須服從钜子的領導，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電視連續劇《大秦帝國》裏有一出場景，描述的就是钜子腹的兒子殺了人﹐雖然得到了秦惠王的寬恕﹐但钜子仍舊堅守“殺人者死”的“墨者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