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一個人犯罪，嚴重者往往會被誅九族。明朝的方孝儒得罪了永樂皇帝，他為了表示不怕死，對永樂帝說，你可以殺了我，但充其量也就滅我九族而已。可是永樂帝偏偏要殺他十族，九族以外就是老師的家族，永樂帝認為是老師沒有教好方孝儒，所以連他的老師一族也一並殺了。可以想見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師道精神”是有多麼重要。
在古代中國人文文化裏的“道”，指的就是“君道、臣道、師道”，“君道”講究的是如何做好一個領導，怎樣當好一個家長，或是如何做好一個國家的領袖，甚至於怎樣做好一個班組長，這些都是“君道”；“臣道”就是說如何做好一個部下，怎樣幫助上級完成任務，也就是今天所講的部屬執行力；“師道”精神則形成了中國人尊師重道的傳統觀念，比如“弟子”的兩個字義，“弟”相當於兄弟、朋友，老師與學生之間有兄弟、朋友的情誼，學生又相當於老師的孩子，所以，古人在老師麵前往往自稱為“弟子”，弟子的傳人又叫“門人”。從古代的人文文化中，我們不難理解，“君道、臣道、師道”三者合一，也就是所謂的“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教育、行政與司法是合在一起來理解與遵守的，儒家的道統，繼而通過前麵章節裏所描述的“形象代言人”者流的推廣與維護後，就成了古代封建王朝統治國家、規範人們行為與道德的一部憲法。
現在的教育，商業行為非常濃烈。因為教育體製的改革，致使許多中高等院校也要講求生存與發展，便隻有通過許多的市場機製來管理和經營，如此才能使學校盈利，沒有盈利也就隻有關門了。比如現在流行的“EMBA”，所謂的工商管理、總裁研修班，各大院校與各地舉辦方的收費大都是在30000-60000之間，學製一般在一年到一年半。這些EMBA班，大體的作法都是麵向企業的老總或高管招生（一般人是讀不起的也不必要去鍍這種“金”），無非就是在開學時，把參訓的學員集中到所掛靠的院校去遊曆一兩，履行一番“開班典禮”。待到學員結業時，再到這些院校去讓這些學員戴上學士帽或碩士帽，照上幾張集體照，以資留念或作為鍍金的憑證。中途學習都是在組織方所在的地方找一些高級一點的賓館或酒店，再請上一些在職或下海的教授、學者給他們講講中國的古代文化，因為是企業的老總或高管，當然還得把企業管理的案例融入其中，以說明中國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能為各種企業解決戰略或是管理等等方方麵麵的問題。往往這些講師，開場白多是從天下大勢講起，唬得那些個沒有經過四書五經熏陶的企業老總把這些當做是真經。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些講學有利於文化的傳播，能夠帶動一方的企業文化建設，提升企業一定的內涵與競爭力，也能為這些沒有機會到知名學府深造的商人圓上一個“大學夢”，所以，這裏麵也有朝聖的心態在內。這種行為，連北大、清華也未能免俗。
現代讀書人有一個怪現象，那就是學曆越高，越沒有尊師重道的精神。師之“傳道、授業、解惑”，演而至今，好像就隻剩下一種商業行為了。《紅樓夢》中的賈代儒就經常收受家長們的賄賂，其助教賈瑞，也常常趁賈代儒不在時，假公濟私，公然向學生索取好處，這些個學子們原本就是有錢人家的子弟，不學無術，如此一來，這班學生對老師也不怎麼尊敬了，可見師道之淪喪，非一日之垢病。我們會發現，年齡越小的，反而越懂“尊師”。我兒子在上幼兒園時，平常叫他吃飯前要洗手，他不聽，可上幼兒園了，回來就知道洗手，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老師說的”，有些零食或好玩的，也經常會說“這個給老師、那個給老師”。許多人在讀小學，逢到教師節時，也經常自己動手製作一些小玩藝或是把積攢的零花錢湊起來為老師買一些小禮物。可是越到長大，老師好像不那麼可愛了，及至大學校園內，往往老師與學生好像是互不相幹的，老師在講課時，挾了一個公文包或講義，展開就講，也不管在座的學生都到齊了沒有，在座的學生是否在注意聽講，反正講完了就有收入。學生呢，感覺他是交了學費來的，感覺有興趣便聽一聽，聽起來索然無味，要麼打瞌睡，要麼就翹課。下了課，在路上與老師碰麵了，也是形同陌路，偶或點點頭那也是避不過了硬著頭皮對付著的，雙方都是一種商業行為。這是文化道德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