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理論前沿
作者：金 磊
摘要：在城市化這一曆史自然過程中，大城市率先發展是必然規律，但由於城市“災變”及“城市病”的迭生，要求城市化發展必然是理性的，必然要從更大密集度及更快速度的“怪圈”中調整出來。選取城市防災減災及應急建設的論題，旨在為中國城市的可持續安全發展尋找新路徑，整個思路基本上遵循了聯合國減災戰略秘書處及發達國家的做法。
關鍵詞：中國城市；綜合減災；國際減災日；安全規劃策略；安全社區
Abstract：The priority of development of great cities is the essential rule during the program of urbaniz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occurrence of calamities and “cities’ diseases” it is requir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should be rational， which must get out of the trap more and more intensive and speedy. The paper focus on the topic of city calamity precaution and red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for emergency aiming at explor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safe development， and the thoughts follows UN Secretariat of Calamity Reduction and the methods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Key words：China cities；universal calamity reduction；international calamity reduction day；planning of safety policy；safe community
中圖分類號：C912.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0）12-4（9）
作者簡介：金磊中國災害防禦協會副秘書長 《建築創作》雜誌社主編
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高級工程師
城市的曆史就是一部防禦災害的曆史，它隨城市化過程而愈發明顯。回顧聯合國減災進程能發現城市安全減災早已受到重視，每年10月第二個星期三所確定的“國際減災日”，曾於1996年推出“城市化與災害”的主題，自此之後國際社會以城市為減災防災重點的活動日益增多，從世界減災大會到國際綜合災害風險管理論壇都更加強調在城市開展綜合減災的行動。2010年10月13日是“國際減災日”，聯合國倡導“2010～2011年讓城市抗災運動”，旨在推廣建立減輕災害風險的地方政府聯盟，讓人們相互借鑒和支持，大大培育城市的抗災能力。從整個國際社會的發展看，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推出的“世界災難報告——2010”的主題也集中在對城市事故災難風險的認知上。還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召開前夕，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提出了一份《迎接中國十億城市大軍》的研究報告，其中富有爭議的觀點是超大城市引擎超大的挑戰，這挑戰就包括高效城市要挑戰政府應急能力。對於全球城市災害的嚴重性，聯合國秘書長全球減災事務特別助理瑪格麗特·瓦爾斯特倫指出，今日的災難讓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推遲甚至出軌。她認為，在發展中國度，大約85％的人口暴露在地震、颶風、洪水和幹旱威脅中……過去十年中，災難造成的損失成本增加了13倍，從20世紀60年代的755億美元，增加到過去10年中的10萬億美元。可這些驚天數據也無法補償人們和社區因嚴重災難造成的無法挽回的損失……據此筆者特從城市麵臨的主要災害風險源、綜合安全規劃下的城市安全社區建設、城市公眾安全自護文化教育及培養等層麵去展開分析，旨在為提高城市各層麵人士應對突發事件的綜合能力及貢獻力。
1城市正麵臨多重風險隱患
城市是一個有機複合體，每個人對城市有著不同的理解。縱觀中外城市的構成，除了通常的物質文化、製度文化、精神文化外，還越來越強調與城市高速發展“快跑”中凸顯出的安全防災文化問題。雖然說優秀的建築可以“點亮”一座城市，但如果忽視了“人”的尺度、人的安全容許極限、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係，不僅等於沒抓住城市的內涵，更會因忽視城市的生命線係統建設，導致城市供電、供水、供汽的中斷。大量的災例一再證明：如今自然災害頻現，但人類的預知能力相當有限；一場“百年一遇”的暴雨引發的洪水，衝垮了一座“橋齡”僅有20多歲的公路大橋，洛陽市伊河橋垮塌事故已造成44人遇難，迄今人們一再追問，這是天災還是人禍；2010年7月24日，德國杜伊斯堡市舉行“愛的大遊行”電子音樂節時發生踩踏事件，已致19人死、342人傷，音樂節真的成了“音樂劫”；麵對無數來自城市的難以釋懷的災害個案，麵對諸如一係列“炮轟”（2012）影片的說法，我以為對於每一個清醒的城市建設者都該認識到麵對不止的災害“泛濫”，待反思、待投入的必須是城市安全技術與防災文化，必須要找準城市安全防災建設的切入點。
地震、海嘯、火山噴發、颶風……這些來自大自然的災難一次比一次更加嚴重地侵襲著我們的家園。當人類尚未忘記1976年唐山7.8級大震（死亡24萬人）、1998年米奇颶風（死亡2萬人）、2004年印度洋海嘯（死亡23萬人）、2008年汶川“5·12”巨震（死亡失蹤近10萬人）的慘痛教訓時，2010年地球似乎局部上演了世紀大片《2012》：先是2010年1月12日海地太子港發生裏氏7.3級強震，已造成至少25萬人遇難後；又在2010年2月27日在智利發生8.8級巨震，雖由於抗震技術到位死傷者僅幾千人，但它終於成為自1900年以來全球第五大地震；然而當國人的目光矚目世界“災事”，省思自身安全設計建設時，2010年4月14日7時49分，7.1級強震降落在地處“三江源”的青海玉樹結古鎮。在災難過後7天的4月21日，中國又迎來了一個肅穆的全國哀悼日，因為苦難與省思都已銘記在這國家儀式上。中國再一次誌哀：為青海玉樹，為大地的顫抖，為永遠被埋藏在這土地下的曾經青春、曾經無辜、曾經充滿希望的麵孔。作為一種思考與行動，我們不該僅僅銘記悲慟，而要奮力前行。要關注青海玉樹災後的傳統文化搶救與保護，因為在地震中，國家重點文保單位的新寨瑪尼佛塔全部受損，世界最大的瑪尼石堆40％完全倒塌，60％瀕臨倒塌，瑪尼石牆體整體坍塌，部分石刻斷裂；貝大曰如來佛石窯寺和勒巴溝摩岩石刻山體岩石鬆動，大經堂出現裂縫；禪古寺建築90％倒塌，結古寺建築90％成危房，其它文物也有不同程度損毀。目前青海省政府強調的總體規劃目標是將結古鎮建成原生態旅遊城市。從汶川及國外成功的災後重建規劃獲取的玉樹災後重建思考是：要以最小的代價、最優的效果編製規劃；要立足於高原特色遊產業規劃的編製原則；要關注災區的生態承載力；要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雖7級以上地震，人類影響活動可忽略不計，但通過大量地震恐慌個案說明，人屬於自然界的一部分，以謙卑的心態麵對不測之未來將是人類的正確抉擇。至此我想到，當逆流成河的悲傷從汶川流淌到玉樹，作為一代科技工作者，要樹立的災難責任意識是，要去掉那些有意或無意疏忽的製度漏洞，要用自己的投入守衛並創造著安全空間，以一種國民的良知與行為，充分表達一種對於災難的共同情感。雖然如此，對於城市大災難除了應把控自然災害，更該關注人為災難，諸如現代城市“病災”尤應關注如：城市“氣荒”及能源告急，城市頻發火災及爆炸，城市危機四伏的化工廠泄漏及加油站，危險品事故，城市突發旅遊事故，校園悲劇等，都成為當今必須關注的風險源。災害風險是由人類活動引起或由人類活動與自然界的活動過程共同作用造成的，其損失乃至毀滅性作用等不良後果的事件均可由發生概率表征。風險源一旦發生，它所產生的破壞及釋放的“危險流”也會導致一係列群體事故、火災與爆炸、中毒及其危害生態環境的行為。事實上，大量災例說明，風險源一旦在風險場中發生，周邊的災害隱患都可能受到誘變，這些對象又可能由於物理、化學反應而產生新的災害風險影響（即次生災害），整個風險便呈“鏈式”傳遞，從而逐漸擴展到其它環節，城市是最明顯的災害風險傳遞場所。從綜合災情及風險“鏈”的反應看，近年來國內安全事故與環境事故相關聯、導致事態擴大化的事件在增加，如有統計數據表明，特重大環境風險事故中有近1／2是由安全事故誘發的，而這些環境生態事故多由火災與爆炸、交通事故等引起。作為城市防禦災害的認知，我尤以為必須研討何為真正的城市防災設計？何為真正有效的災後重建項目？是不是沒有防災內容的災區建設就是防災設施？是不是沒有指標、沒有災害最大危險性分析的防災規劃就是可信賴的安全設施呢？在這方麵我尤其認為對城市管理者、規劃師及建築師要進言的是：建築美學的創作不比安全設計更重要；城市發展需要景觀設計但更離不開有安全內涵的安全本質設計；在城市發展日益倡導地上、地下共同建設的今天，地下空間的安全減災更加必要；在日前世界潮流下的低碳設計之風盛行時，摸清城市災害隱患的家底及減災能力設防水平比一般性開展生態城市建設更為重要和迫切。
麵對災害風險，無知比災難更可怕，隻要有防備的力量是能夠創造奇跡的。如2004年伊萬颶風以每小時25公裏的風速襲擊古巴，但政府預先疏散了200萬人，致使災後無一傷亡。在今日古巴，全國城鄉人口有超過95％的人經過日常救災訓練，其四步驟框架是：信息→警告→報警→恢複。古巴的成功防災經驗還說明，防災減災並不為發達國家所獨有，防災抗災更不建立在物質層麵上，建設起一種基於意識、責任、製度、教育等為一體的綜合防災減災文化與科技才是最最重要的。2010年9月25日發布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防震減災工作的意見》對中國未來10年的防震減災工作給出了具體目標和時間表。它說明麵對頻發“地災”，中國要建不懼災能抗災的大型工程，麵對“十二五”期間城市化的更大發展，國人應反思的地方太多即人們如何才能在城市化的建設中協調前行，不盲目快跑？如何才能在審視“十一五”防災減災工作中引入反思機製，看一看我們曾作錯了什麼？忽視了什麼？如何規避“繁榮的脆弱”，並使應對極端災害成為人類活動的一種“常態”。都成為現代化城市安全減災風險認知要回答的大問題。
2建設中國安全城市的規劃策略
麵對高風險城市社會，現實中總出現從“一個災害走向另一個災害”，因此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提出了“抗禦災害向風險管理轉變”以及從“災後反應”向“災害預防”轉化的理念。要承認，長期以來，城市缺乏有效且可操作的災害管理方法，其主要表現是：⑴城市災害常被視為一種局部和偶發現象，分散單一的管理自身再完善也無法應對綜合災情充斥的城市；⑵在災害管理過程上，重點是災害治理和危機應對，而未上升到風險管理，由於輕視災害預防及對城市災害的全係統把握，造成城市總是從一種災害走向另一種災害；⑶缺少城市專門的綜合減災管理機構，應對災情迄今多為被動的反應型、臨時型的組合，自然效率低下。據此提出如下綜合減災思想下的規劃策略。如要有針對性地結合不同城市研究切合各自實際的“十二五”城市綜合減災應急戰略如北京已提出建設世界城市，但從目前的世界城市策略研究上看，北京的偏頗之處是過於集聚人口與資產，雖關注生態環境，但對於隱患於城市發展及運行中的事故與災害重視不夠，過於滿足已有的應急體係建設，而忽視了世界城市建設中至關重要的人口與相關聯要素的安全配置。如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經突破數年前提出的2020年人口規劃目標（1800萬）即達到2000萬，形成了每2年人口增長超過百萬的態勢。有專家從北京特有的水資源的安全使用為例，強調北京的水，養活不了那麼多人，北京的世界城市發展目標必須被迫實施人口控製戰略，它越來越同其它製約城市發展的要素一樣，成為建設安全北京可持續發展的“警示碑”。據此，我以為，世界城市或國際化大都市概念下的中國諸城市發展，為什麼要以大作為目標呢？為什麼不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求新求好呢？量力而行的適宜發展之徑是有效的安全之道，是最優化的城市安全建設模式，因為它本身就去掉了不必要的複雜性及為人工環境增加的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