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熙十四年的春日，在劉湘的印象中的春日是在尉遲白月為了將那金雕收下來熬了七天落下帷幕的。
金雕熬人，數天之後才將雕馴服，這時候養好傷加上訓練，便又是近一個多月。
而劉湘不熟悉的元熙十四年，是在遠離長安以外，這年南方的春汛格外漫長，因為雨水豐富水流流速大而豐富，而在長江支流處欄江決堤，隨即多個幹支流決堤，淹沒了數百頃的良田，而就在這時，國庫困頓，賑災物資遲遲拿不出來。
這是少有的天災。
而三舅這次回來述職，不單單是因為收複了失地請功，更是為了向朝廷要邊關的糧草物資，那時候北邊的契丹與大軍交戰已經有近十天沒有糧草接濟，為了堅守土地四叔實行了以戰養戰的方略，不得不割肉為食。
這對於蜀國來講是外患。
而元熙十四年，劉湘更加深記的是鄂國公府牌匾上長長的白綾。
她的祖父尉遲公享年七十三歲。
而那個春季，劉湘三個多月沒有見到三叔，劉珩。母親整日陪在外祖母的身邊，而她被二娘管束的愈發嚴格。
劉湘十一歲前，雖為熟悉的就是二娘的手指，不塗丹蔻，那隻手清瘦又帶著力道，她用手指捏起一頁書紙，那個手指可能搭在《荀子》上也可能是搭在《尚書》上，她最認可的就是孟子的話，“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
劉湘並不懂三者的關係，隻是問二娘：“父親常說，士為四民之首，士就是人民嗎？”
“不，民和士是毫無幹係的。士是文人，是官僚，是被皇族聘用管理人民的人。”說道這時，二娘微微搖著頭，似在思索，半晌答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若是按照比喻，士是駕車的人，而民就是被鞭打的馬兒。”
“那皇族就是乘坐在車裏的人了？”劉湘答的很是貼切又說：“那我就是乘車的人？”
這樣的事情若是站在皇族利益上，所有人都不會覺得奇怪，但劉湘細細想來卻感覺不對。
於是劉湘連搖頭，答曰：“不對，不對。怎麼可以拿人比作畜生呢？這太荒謬了！”
二娘神色欣慰的看向劉湘拍手道：“對，這就是問題。君、士、民這三條線是最為緊密的關係，馬跑不動了可以換，車夫架不動了也可以換。但是江山社稷怎能如此比喻？
若是真要比喻，便如那李世民所述：民生便是水，士則是船，而君是乘船的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天下國姓更替，沒有什麼是永恒的，而被管理的卻始終是民。”
說到此處，二娘長歎：“可惜，蜀國那些公孫子爵、士祿大夫可曾明白這種道理？
大秦已死，韓非子那段理念是基於嚴刑峻法，是基於天子之下皆為任人宰割的芻狗為前提，但，即是人就會存變，否則怎會有秦末的陳勝、吳廣的起義呢？”
這樣的自私自利的想法，隻是用得了一時，王朝不長久的原因便是嚴刑酷吏，上行下效，盤盤剝削，到了最後再有些天災人禍的誘因，一個王朝的斷送就此開始。
所以再聰明手段高明的君主，也比不上一個能清減仁德的君主。
前者是君法的極致，而後者是仁德良善的極致。
“蜀國，外儒內法。上行下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此，積弊之下，就是王朝更替的誘因了。”